19假若希望欺骗了你
我即将获得劳动的权力了，太幸福了。
自昨天军管会的代表讲了要让我们这些一时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去参加农村的劳动，心情一直没有平静。不管过去的一千一百五十天是怎样过去的，总之它已经过去了，它已经成为历史了，牢狱生活就要结束了。我的双手将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将要为人类造福了，不管作用暂时还只是如此低微吧，但毕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
要正确地接受这三年多的经验教训，做一个从灵魂到行动都有益于人民的人。认真学习**的哲学著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一九七一年二月六号
这是一则简短的笔记。
因为要离开这地方了，看守所就把进监时存放在保管室的笔记本、手表等物品退还给了本人，因此笔记本上才有了上面几句话，满以为新的一页已经开始，一连用了五个“了”字，认为噩梦已经了断，甚至用了一个很夸张的词：新的里程碑。喜悦、兴奋、对未来的憧憬溢于言表。刚从准备杀头的阴影中走出，还没看见前面是什么，就一门心思要正确接受这三年的经验教训，俨然以为自己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理想主义在我身上真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太没记性，别人随意吹的一口气，自己就当了春风，以为春天就在前面，就忙不叠地准备抽芽吐绿。
昨天下午门开了，纪明灯用手一指说，你，还有你，把东西清好。以为又是例行的调号子，我和王老头跟着他到了一个门已打开了的号子，刚把铺盖整理好，又进来四个人，一下子把号子塞满了。
军管会的一个大胖子走过来说你们先不要忙着清东西，有个事跟你们宣布一下，你们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考虑到长期关押对你们的身体不利，军管会决定送你们去参加农业劳动。那里的空气新鲜环境好，饱饭有你们吃的，不论哪一方面的条件都比这里好。去的路上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去了后，你们要争取好的表现，表现好的，最后在解决问题时我们会考虑进去的。
好啊！在这样一个森严的地方有人竟高兴得叫了起来。这简直就是将要从地狱到天堂的喜讯，仅次于释放，而我们现在已不抱释放的奢望，什么我们都听不进去了，只想着一件事：半自由了。
莫忘形，这里还是看守所。纪明灯说完关上门走了。
六个人除王老头外都是运动案子，有的虽然没见过面，但也听说过，初次见面，好一阵兴奋。隔壁左右的号子都有动静，看来人还不少，是到哪里去呢？猜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猜出个名堂，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牢狱生活结束了。
有人很自信的说，今天晚上肯定一个人两钵饭，宣布我们去外劳，就是外劳待遇。
有人有点保留，不说两钵，一钵半总是跑不了的。
不论是两钵还是一钵半，大家都对从今天晚上起就要同饥饿告别是深信不疑的。王老头对饥饿的感觉没我们强烈，他也一样兴奋，对他来说也是将会有一个新的天地，同时他也为我们这些年轻人高兴。
晚饭时间到了，门外的响动告诉我们，万事具备，只等开门了。在强烈的期待中门开了，在强烈的失望中门被关上，这餐饭和以往没有任何不同。吃饭时大家都不做声，在巨大的失落感中，空气有点沉闷。王老头说，几年都过来了，这一天两天还等不得？是这个理，大家也就释然了。谁也没有想到其实这是一个预兆：不仅饥饿将和我们如影随行，寸步不离。而且会比在看守所里更“精彩”。
手表放了三年多的时间了，现在还能走吗？从保管室领回物品，我就盯着那块手表发愣，因为这块只在我手上戴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手表，不知道屈妈妈会不会埋怨慧君，要晓得是这么回事，说什么我也不会戴上它，六十年代，手表还是挺贵重的稀罕物，我真是个惹事的人。
我试着上了几下发条，秒针居然动了，里面传出了清晰的滴嗒声，学俄文的钢院小黄接过去看了一下说，这是一块苏联的“胜利”牌的表，样式不怎么好看，但好用。我们大学里面戴表的都不多，你一个初中生都戴表，还是当头头的不一样。
我苦笑了一下说，这跟当头头没关系，我看见这手表心里就不是个滋味，莫再说了。小黄有点不解地望着我。
二月七号开过早饭后，在刺骨的寒风中，我们被带到看守所的空场子上，四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从他们那种如临大敌的气势中，我读出了自己的身份：阶级敌人。
准备送去的人不少，粗粗数了一下大约有四、五十人，我看到了冯栋，他也看到了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分别三年后相见的喜悦和问候。绝对没想到的是此一去，等待他的是肝腹水，是到鬼门关一游；而迎接我的则是心脏的“新的里程碑”——我的心脏从胸腔的左边跑到了右边。命运用这种残酷的黑色幽默来证明我判断的准确，来教训我那不可救药的天真。我们以为就要从地狱走到天堂，谁知将从监狱堕入更甚的炼狱。
三辆大卡车加一辆吉普车在一边等着，按点名的顺序我们分别上了两辆卡车，坐下后两人共一付手铐给铐住。吉普车走在最前面，装满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殿后，我们这两辆车在中间，每辆车上四个刀出鞘枪上膛的士兵守住四个角，不时发出老实点的呵斥。车队慢慢驶出了宝丰路84号的大门，七弯八转后朝西北方向开去。
三年多了，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可惜只能从车篷的下沿看到一小块快速向后移去的路面，偶尔北风把后面的那布帘拉开一条缝，外面的世界也只是从我们眼前一闪而过，无法看到这三年多来武汉市的面貌有些什么变化，更看不到生活在自由空气里的男男女女。
就要离开武汉了，对亲人和同学的思念撞击着我的心，甚至幻想如果同学能知道这消息肯定会带着我的家人在路口堵住，这样就能和他们见上一面了，可惜不可能有熟悉我的人知道这个消息。这车队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不会有人会注意到这个车队，车上的人也不可能用什么举动来引起路人的注意。慢慢地，不再希望能看到什么干脆就不再看了，一心闭目养神。那蓬布挡住我们的视线绰绰有余，但对付刺骨的北风简直就是薄纸一张，完全不中用，慢慢地闭目养神也办不到了，要对付无处不在的寒冷和久坐不动的难受。
中午时分，车队停下了，说是解溲、吃饭。当兵的给下了手铐后，我们笨手笨脚地下了车。这是一块路边的农田，在冬日里除了残剩的稻茬外就是浅浅的、不起眼的无名小草在与严寒作顽强的抗争。四周已布满了岗哨，当兵的满眼是警惕，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这群在长期的关押后连走路都很困难的囚徒。解完溲后我们在路边的田埂上坐下，在瑟瑟的北风中打着寒颤。不时有路人经过，奇怪的是没人对我们发生兴趣，大多数连看都不敢看，低着头快步从我们旁边走过。可能是这一群人在路人眼中有点奇怪，不论老少，大都用毛巾把头包得严严实实，衣衫虽不算褴褛，却一脸的苍白，无神的眼睛漫无目标地四处张望，如果周围没有荷枪实弹的岗哨，他们会把我们当作一群不知前途在何方的逃荒难民。岗哨的出现，使这里的空气变得怪异和神秘，还带那么一点恐怖。他们的紧张害怕，不知是因为我们惨白的脸色吓人还是因为荷枪实弹的威慑？远离我们也许是他们认为最安全的选择。
两个当兵的抬着一筐馒头过来，一个人发了两个，还有一勺咸菜，这就是我们的午饭。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是能进口的就是味美的，但此时的心情已和最初听到消息时的感觉完全不同，甚至产生了是不是要把我们押到一个隐秘的地方“解决”掉的担心。不过反过来一想，如果真要把我们怎样，这餐饭就不会给我们吃，再进一步想，就是真的要把我们怎样，我们又能怎样呢？想到这里内心反到平静了。
到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大概是认为不可能出什么意外了，当兵的已有点松懈，化工学校的杨建成壮着胆子把侧边的蓬布掀开，我们看见车队拐进了公路边的一条小路，进去没多久，下了一个小坡，走到跟前才看见山洼里面的一个建筑群，这真是一个隐蔽的地方，天上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也未必能发现。站岗的武装把大铁门打开，车队开了进去。我们这两辆车进了第二道门后才停下，下车后我们傻了眼，杨建成悄悄碰了我一下说，完了，到了渣滓洞。
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呈倒U字形的平房，处在这个建筑群的最低处，已有几年牢龄的我们一看就知道是牢房。这牢房用一道高墙圈了起来，同外界隔开的围墙估计足有5米高，每个转角一个岗楼耸立着，最靠近我们的岗楼上站了几个武装，像看稀罕一样盯着我们。与部队及看守的住处隔开的围墙要矮一些。这牢房和围墙都是用石灰石加混凝土垒成，墙体足有70公分厚，给人碉堡一样的感觉，窗户用木栏板挡住，看起来远比武汉的牢房阴森，这就是我们期待中的天堂？反差太大了，我们都有被欺骗了的感觉。好在这些人的适应能力已经被锻炼出来了，或者说已经彻底麻木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还有选择的可能么？横竖就这一百多斤，随遇而安吧，不到最后一步，人总要活下去。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普希金那首著名的《假若生活欺骗了你》的牢狱版：
假若希望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相信那欢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
永远这样向前憧憬，
尽管生活在阴霾的现在。
一切都是瞬间，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失去的将变为刻骨铭心的可爱。
刚从那边的保管室领出来的东西还不到一天，又被这边的保管室收去，四十几个人被关进了十几个牢房。看守离开后，响起一片“完了”、“上当了”的无奈感叹。
几天后知道了这里是武汉市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当地人叫“战备监狱”，也有的叫“公安屋”，是准备在发生战争等紧急状态时关押重要人犯的地方。相距不远的一个山洼还有一处建筑，存放着公安局的重要档案，人称档案大院。这里用的是自备发电机发的电，晚上九点半钟就停机，再点上煤油马灯，喝的是流经这里的泉水。这里属于京山县天王公社的范围，离天王镇有三里多路，我们是这牢房的第一批房客。
二十多年后我曾一个人重返旧地，此时这个年久失修的建筑群已划归当地，是京山县卫生局的一个菌种厂，给我的感觉是冷清和破败，这冷清和破败折射了文革作为一段历史已经远去。当年关押我们的阴暗牢房铺满了麸皮糠壳，适宜这种环境的凤尾菇一类的东西一丛连着一丛旺盛地生长着，那呈土灰色的蘑菇在我眼中迭化出一张张同样是土灰色的熟悉脸庞。信步走到附近的山上，在极其饥饿的状态下开垦出来的桃山杂草丛生、一遍荒芜，淹没在杂草中的桃树让我看到了那一群人被掩埋的青春。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这里唯一的一批囚徒，绝大部分是造反派，中学生占了最大的比例。
在焦急的期盼中，几天后我和其它七、八个人被叫出了号子，说是外出劳动。在保管室领到了各自的皮带，由看守押着上了战备监狱唯一的运输工具——南京嘎斯。汽车走了十几公里后拐进了一条土路，在土路的尽头车停了下来。我们爬上了山，看见先我们出发的一批人正在把一棵已放倒的树往下拉，武汉市第二中学的冯××正在领喊着劳动号子，他头上青筋突凸，嗓子都开始发哑了，那个在狱中写下《关我是不好办法》的华工学生冯天艾是他的哥哥。他们的体力已明显不支，原来我们是援兵。
尽管关了三年多身体早已弱不禁风，尽管早上的那几粒米早已不知道到了哪里，走路都晃晃悠悠，我们这几个人还是卖力地投入到拖木材的高强度劳动当中。人总是在希望中生存的，内心的失落是内心的失落，但一到了这个场合就忘记了，还是那股“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劲头，没有一点要爱惜自己的意识，不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而是有一份热要发几份光，满负荷，高强度地透支自己的能够透支的一切。不考虑这样的劳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冯××，你好扎实呀，那个姓李的军代表好像对你蛮满意的。”中午吃饭时我对坐在旁边的小冯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称赞甚至有点羡慕，冯××浅浅地笑了一下。
公安学校的映川大我一岁，在我们这两个他看来不需要设防的人面前直言说出了心里的想法：“小冯，你要悠着一点，这样下去人怎么受得了，好在这是最后一天。”
“明天不来了？”我有点不太愿意相信地问。
“早上一出来，那个翘嘴巴军代表就给我们打气，说这是最后一天。他看出我们的体力不行了，把你们几个叫来大概是觉得我们已到了极限，你刚来，我们已经是第三天了。狗日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在给哪个干活，你说这十几棵树公家能干什么？晓得哪个王八蛋家里盖房子要用木料。”映川说。
倒底是公安学校出来的，社会经验就是比我们强。
“怪不得那个翘嘴巴一连三天都盯在这里。”冯××开始想这个问题。
午饭是送来的，和关在号子里没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是三个人再分一钵三两的饭。面对这可怜的一坨饭，很多人看着它发愣，也有人话里有话地道出了肚皮里面的感受。军代表及时对这不健康的情绪进行了教育：
“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正确的思想，有了正确的思想，就能克服一切困难，解决一切问题，精神可以变物质嘛。你们出来是为了改造思想，不是为了多吃那一点饭。态度要端正，态度端正了，你们就不会去想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就会想到你们多搬了一棵树，就是向人民又靠近了一步。等你们思想改造好了，你们就有饱饭吃了嘛。不注重思想改造，只想吃的怎么行？再说我们也给你们加了一两粮食嘛。”军代表对自己的这番高论很有点自我陶醉，最后还问，“你们说对不对呀？”
“对。”人群中稀稀拉拉地有几个人说。
肯定不少人和我一样，心里开始了骂娘，骂这个家伙满嘴的胡说八道，但脚痒只能在鞋子里拱，谁也不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只是这午饭连塞牙缝都不够的感觉更加强烈。
“声音不响亮嘛。”这个副连长有点不满意。
“报告军代表，你说得对，为了更好地改造我们的思想，我要求把那一两粮食也减掉，把我们省下来粮食去支持世界革命。”突然站起来说这话的是小柴，都知道他有间歇性发作的癫痫病，只有他才敢这样说话，经常冷不丁说出一句无懈可击却又绵里藏针的话，让军代表或看守无可奈何后来简直成了他的一项专利。
“你坐下，没谁叫你起来说话。”军代表的脸色有点难看。
我们都在心里为小柴叫好。小柴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很少让他出这战备监狱的大门，但他的性格始终未改。此举是军代表对他的惩罚，其实回过头来看，他因此躲开了多少摧残啊。
再开始干活时，这劳动在我们心中虽已褪去了神圣的光环，但大家似乎还是像以前一样卖力，好像就是不会偷懒，包括有一肚子想法的映川。我心里想少使一点劲，但怎么就是做不出来，总觉得这些活总是我们这些人要把它干完，你少出一点力别人就要多出一点力，让同样艰难的难友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苦力我做不出来。看来我们要学会偷懒还有不少心理障碍要克服，但我们那一批人中的大多最终也未能把这个心理障碍克服掉，那怕在骨瘦如柴、风一吹就要倒的时候也不会偷懒。我们中理想主义的“毒”太深，已经入了骨髓，没法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