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一目了然”

我们伙房里当家的是从天王镇上请来的一个姓王的女人。她一只眼球上有块白斑，看人的时候模样怪怪的，因她有次自夸说：你们不要以为我的眼睛不好，你们搞什么小动作我都一目了然。我们在背地里就叫她“一目了然”。别小瞧了这个土生土长的当地村妇，能在这戒备深严的地方烧饭肯定不是等闲之辈，那是在军代表的反复挑选中脱颖而出的革命立场坚定、对阶级敌人充满仇恨、对犯罪分子决不会有同情心的对敌斗争积极分子。

当地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才值三、四角钱，有的生产队还没有这么多。伙房的工资至少要顶两个壮劳力，这还不算合法和不合法的“油水”，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这积极分子为巩固她在伙房的位置，需要不断表现她的革命觉悟。怎么表现呢？对“一目了然”来说最简单、最方便、最有效而且最有利可图的方法就是克扣我们的囚粮，并表现出与我们不共载天的姿态，这样一可以表现她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二可以为“油水”增加储备。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对“一目了然”的载道怨声在军代表耳朵里，实际上成了对她工作的高度赞扬，这高度赞扬又变成了军代表对她不断的肯定和鼓励，这肯定和鼓励又进一步让她有恃无恐地在囚粮的份量上做手脚。在伙房帮过忙的难友告诉我：我们的基本囚粮是每天九两米，但到口的只有七两左右，病号面更绝，一斤面条她要下六、七份，标准应该是每人三两面。她的口头禅是不把这些狗日的饿死就对得住他们了。“一目了然”的此等觉悟是不是有军代表的明确指示我们不去猜测，但他们的默许和纵容则是不争的事实。民以食为天，说到在京山的这一段经历我不能不说到囚粮，说到囚粮不能不说到“一目了然”，因为只有介绍了“一目了然”，才能对我们在京山的生存环境一目了然。不然，读到此段经历的朋友就很难理解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后来，利益的争夺，需要“一目了然”出局，军代表对“一目了然”睁开了一只眼睛，这只眼睛一睁开，对“一目了然”很快就一目了然，在一次把满满一壶油偷回家时她被捉了个现行，伙房换了人，直到最后换成军代表的老婆。

不知是“一目了然”的革命觉悟代代相传，还是前后几任军代表的革命立场始终坚定，所有的伙房当家人都把让我们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当成了他们最神圣的职责和任务，有的还发扬光大。也许就如那个后来被开除公职的看守**裸的表述：**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是要剥削你们、压迫你们。

“一目了然”们在炼狱里烧下了最具杀伤力的一把火，这把火烧出了好几个肝腹水、胸腔积液；烧出了一大批见什么吃什么的原始人，给他们留下了至今都没有痊愈的肠道痼疾。

在京山的囚犯分两种，一种叫长期外劳，有七、八个人。他们做着专职的猪倌，羊倌，电工，伙房的帮工，以后又来了几个已判刑的泥工和菜农，这些人简称：上面的。他们是我们这群犯人中的特殊阶层，伙房的帮工利用工作之便，多吃多占，但他不敢只他一个人多吃多占，不然他就会站不住脚，这样多吃多占的就是一批人，他们的饭钵都有特殊记号，说起来都是四两米的饭，他们的碗里的内容和下面的有太大的差别，客观地说，对下面囚粮的盘剥有他们一份，然而没有“一目了然”们的默许甚至是纵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这默许和纵容肯定是有回报的。其余的大多数叫临时外劳，两者之比大约是三比一，有事就把你叫出去，没事就在号子里关着，两、三个月关在里面不动也是常有的事。一旦叫出去，不论多重的活要你干，干半天给你加一两饭，简称：下面的。三个下面的那点仅够渡命的口粮就要供一个上面的盘剥，还不算“一目了然”明里暗里搞回家的，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想象那滋味的。

由此，在京山发生了许多至今想起来还叫人心酸、让人心里隐隐作痛的事情。

镜头一

有几天我觉得很奇怪，每次上午出工，刚点完名排好队往外走时，徐运安都要去找喂猪的“砣砣糖”，说是有事要问他。在队伍刚走到大门口准备跟站岗的武装报告出门时，徐运安又兴奋地匆匆跑进队伍里来（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光头没看守带队是出不了大门的），前后不过一两分钟时间。第五天，发现他神色不一样，是面红耳赤地跑进队伍来的。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低着头不肯说，随后病了三天，躺在床上不起来。综合几种传言我很快知道了事情的缘委：

在饥饿的驱驶下，小徐设法和猪倌“砣砣糖”达成了默契，“砣柁糖”从看守和武装的食堂丢弃的残物中挑出能吃的部分放在煮猪食的灶房里面，小徐就抓住出工时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进去把它解决掉。谁知这一连几天的秘密行动被一个姓刘的看守盯上了，小徐的美餐被刘看守悄悄换成又酸又臭的猪食，有的版本说还撒了尿，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可信。精心布下陷阱后，刘看守就躲在阴暗处，兴奋地等着欣赏猎物掉进来后的挣扎。

真可谓饥不择食，本来煮猪食的灶房里光线就非常差，正在小徐根本无暇辨味，狼吞虎咽地往喉咙里塞的时候，刘看守用他那正宗的河南话大喝一声：徐运安，看看你吃的啥？你他妈是头猪？那是猪食！小徐这才感觉到味道和内容都不对，知道被耍了，把猪食盆往地上一扔，调头跑了出来，在半路上想呕出来都没有成功。他觉得自己的人格已荡然无存，那颗有尊严的心被人剜出来扔到地上，还被浇上了大粪，精神上他被击倒了，一口气转不过来，一连躺了几天。

这事是在刘看守的反复自我炫耀中流传开的。

第三天我找了一个机会，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进了他的号子，他躺在床上不动。

我对他说，小徐，你他妈的不够意思，一个人吃独食，也不让我沾点光。

听我这样说，他从床铺上坐起来，脸色苍白，两眼无神，像生了一场大病。他说真的没想到会被换成猪食，要不然我怎么也不会吃。看来这事还在他心上压着。

我说有多大个事？有什么不得了的？就是明知是猪食吃了又怎样？如果是我，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丢人，没有谁认为你丢了什么人。要说丢人，那是他们丢人，是他们把我们整成了这样。有人就是想看你的笑话，你站起来，这事就过去了，你越把它当个事它就越能压得你透不过气。

小徐慢慢走出了阴影。

几天后刘看守蔫了，据传是内部有人对他此举提出了异议：有损无产阶级专政的形象。

镜头二

每次收工回来，带队的看守都要作一番训话，这次训话的是副所长，当着几十个一脸菜色的囚徒，这位副所长一脸的鄙夷、满嘴的挖苦：

现在有人故意给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抹黑，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给他吃，见到什么吃什么。还有人跑到粗糠房里去筛糠，把筛出的细灰拿去拌饭吃，什么意思？是向我们示威还是把自己当猪？那东西连猪都不吃，你是不是个人哪？以后发现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严加处理的，这是变相地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丑化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真是没想到，平时看起来人模狗样，说什么自己是红卫兵小将，是读书的学生，怎么背地里尽做些猪狗不如的事。今天我不点你的名，但大家都知道你是谁，大家要监督他，发现他再有这样把自己不当人、要把自己当猪的事及时向我们报告，让我们来治他。

过了两天我和这位未被公开点名的名叫大柴的难友一起拖一辆板车拉土，前面提到的小柴是他的弟弟。他是武汉市第二中学的高一学生，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平时斯斯文文的，一副书生模样。交谈中我无意中说到了那件事，并不是有心问他，我不认为那算得上一件事，更谈不上什么丢人不丢人的，至于说什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扯他妈的蛋。没想到这位平时很有见地的同学神色竟然一下子变了，人显得很难受甚至可以说是痛苦，身子都在微微颤动，看得出他内心在极力挣扎，好一会儿后，他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平静地说，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手指上老是有皮翘起来，有点疼，想把这毛病治一下。

我赶紧把话题转了。

此时我才知道那副所长的那一通话的杀伤力有多大，对他的伤害有多深，三十四年后回忆到这里时，我想哭。一个单纯的学生，在文化革命浪潮的裹携下，做了一件很意外的事被关了进来（二中的一个学生被老红卫兵打死，后来这凶手中的一个被激愤中的二中学生抓住打了一顿，没想到出了人命案。大柴、冯××等几个学生就是为此事大会批、小会斗，绳捆索绑抓进来的，其中有的仅只是在现场看了一下，并没有动手。但打死他们同学的老红卫兵却没一人被追究），在饥饿的煎熬，对亲人的思念和对自由的渴望中度日如年。解决问题的时间又遥遥无期，在饥饿的驱使下也没有做任何有损国家、有损他人的事，只是筛了一点糠灰。现在这颗稚嫩、自尊、敏感的心却因此被人用最能自我满足的方式和语言撕成碎片，当众反复蹂躏，践踏。他所受到的伤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旁人无意的提及或友善的问候都会变成洒向伤口的盐水。强烈的自尊使他在受到伤害后不愿让人知道，更不会向人诉说，他甚至对伤害他的人都没有一字微词，只是悄悄躲在一隅，自己舔着从心里流出的殷红鲜血，这是一种怎样的伤痛？

几天前我们还在一起交流中学课程设置的一些看法，我有点偏激，认为学外语太费时间，用处又不大，可以拿掉。他说不能拿。我问为什么？他说的理由折服了我：

你想想，国外最新的科研成果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如果你不能看原文，翻译成中文至少在半年以后，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年代，半年是个什么概念？等你看到中文的版本，别人新的成果又出来了，你永远只能看到过时的东西，这样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人家？

他的话让我心中一震，感到了自己的短视。想想这是在197年从一个被关在狱中的中学生口里说出来的，在自己生死未卜的时候还在关心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人家，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这样一个志存高远、命舛位卑却未敢忘忧国的灵魂，在那样一个外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里，他真正保持了自己的尊严。我总在想：为什么受伤害最深的往往是一群人中最优秀的部分呢？

镜头三

有一个同号的难友，就称他小孙吧，是个青工，也是运动案子进来的，关了好几年，在狱中得了淋巴结核。转到京山来时脖子上的淋巴结已经溃烂，病灶像个小嘴巴，发出一股恶臭，雷米封吃了多少瓶也不见效果，他已开始不管自己的病情，听天由命。看他病情发展到那个程度很有点替他着急，在琢磨了一阵子后我帮他分析：吃到肚子里的雷米封最后能够到病灶的有效成份肯定很有限，多吃又不行，如果把雷米封碾成粉末后用冷开水调成糊直接敷在溃烂处，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我每天帮他先用高锰酸钾化水洗，然后再用雷米封调成的膏敷，早晚各一次。没有卫生棉球，就把棉絮先用开水烫再用太阳晒来消毒后当卫生棉球用。一段时间后，奇迹发生了，他的病灶竟然愈合了。有了这样一件事，加上他又是运动案子进来的，虽然他不在我的好朋友圈子里面，但我有时说些出格的话也不避他。谁知道他竟编了一份检举材料送到所长手里，说我组织**革命集团，要置我于死地，并把跟我往来稍多一点的人一网打尽，开始我还蒙在鼓里。

有人给我提了个醒，并说所长有点重视。我很意外但一点都不慌，我做过什么事我自己清楚，充其量只不过发了几句牢骚。我要搞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忍着恶臭，不怕传染，可以说是想方设法至少救了他半条命，他怎么会以怨报德要置我于死地呢？一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个已判刑的朋友给我解开了谜底：有几个上面外劳的跟我的关系很不错，经常递点吃的东西给我。小孙也想跟他们建立关系解决点肚子问题，但试了几回都插不进去。他认为是我在前面挡住了他，以为除掉了我，他就能如愿以偿。他选择了告密诬陷、把我整成**革命的方式。为了那一点吃的东西，他竟可以这样贱卖自己的一切，并且不惜让一批人陷入万劫不覆之地，这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结果当然是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把自己搞得上下内外不是人。

镜头四

一次外出劳动到宋河镇，中午时分，带队的看守把我们五、六个人领进了一个小餐馆，个别人身上藏有一点现金，这时可以派上用场，大多数只能享用极有限的标准。小地方的餐馆都是顾客自我服务，自己去守着窗口取菜、自己去盛饭。

我们旁边桌子上是两个知青模样的人，把炒好的一晕二素三个菜端来后盛饭去了，我们这边的一个叫“破脑壳”的家伙一下把那桌子上的三盘菜全部端过来了，一盘都没给人家留，看守想制止已来不及了。等那俩人端着饭过来，发现桌上的几盘菜不翼而飞，把目光扫到我们这桌子上，有三个空盘子放着。见他俩一脸的狐疑，可能是没法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又不是三年饥茺时期，哪会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偷吃的呢？他们哪里知道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远比三年饥茺时期艰难。他俩嘴巴张了几下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愣了好一会儿，最后选择了远离我们这张桌子，又去要了两个菜，一边吃还一边不断地朝我们这边张望。我们几个心里面闷着笑，笑过后又有一种深深的苦涩。

镜头五

我们吃过生南瓜，生冬瓜，生茄子，生菜薹，生包谷，生黄豆，抓到的螃蟹和麻雀用开水一烫就是难得的美味，常人能吃的就不用说了，用那位副所长的话说：我们是见到什么吃什么。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普遍的痢疾和腹泻。我给家里写的信中，痢特灵是整瓶的要，在家里的药送来之前，还发现牙膏可以缓解腹泻和拉痢，不知道吃掉了多少牙膏。

一次收工回来在院子里训完话后叶老把我喊住：小李，我看你颜色有点不对头，你有没有感到哪里不舒服？

叶老此时是这里的犯人医生，他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刚从部队转业到公安的卫生员。他能主动问，一般是他认为问题有点严重了。我拉了一段时间的肚子已经止住了，只是感到人没有劲，这在“公安屋”很正常，就摇摇头准备走。突然想起刚才拉的屎，就对他说：就是拉的屎像算盘珠子，上面有脓血。他问我吃了什么的。我想起几天前在羊圈那边搬黄豆杆，捡了几颗生黄豆吃了。他听了后摇摇头，给我开了一点药，叫我再不能瞎吃东西，生黄豆对人是有毒的，羊圈那边很脏，羊屎上有脓血的不少。说已经有好几个人在拉痢疾了。

自那以后，我大便就一直有一种恶臭味，人不断地消瘦，有一天到伙房去帮忙劈柴，举斧头都有点困难，看到有几个人在称体重，我也去凑热闹。

两个人抬着穿过秤毫的扁担，我用双手抓紧秤勾，两腿悬空。

乌克兰的老母猪一头谁要？我一吊上去，掌秤的“破脑壳”就说着笑话。

我们要，管它公猪母猪，只要有肉吃就行，今天晚上大伙房改善生活。旁边有人应和着。

你他妈的这大个子才八十九斤？秤杆一直要往下垮，“破脑壳”不断地把秤砣往里面推，只到八十九斤的位置才打住，他有点不相信。

这头我们不要了，这么瘦，只能喝点骨头汤，换头有肉的。大家都有点意外，但还是在那里寻开心，苦中作乐。

我的身高是177公分。

镜头六

这天出去挖沟，两个人一组，一个人用镐挖，一个人用锹撮，和我搭档的是年近五十的周师傅。尽管已来了快两年了，好像还没人清楚这位周师傅的情况，他身材魁梧，壮实得像尊铁墩，胳膊恨不得有我的大腿粗，平时不言不语，很少跟人交谈。两个人在一起干活，如果像哑巴似的不说话那是很难受的，时间会特别难熬，我跟他没话找话说。

“你也在一所关了的吧？”我随意找了个话题。

“嗯。”

“时间不长吧？”

“年把时间。”

“你跟哪些人同过号子？”

“我说你也不认得。”

“那你说一个我可能晓得的。”

“你是运动案子，王仁舟你可能听说过。”

“王仁舟？哦，听说过。在北京读书时他不仅反对彭真，还反对三面红旗。”红十月有人从浠水回来介绍过他的情况，听过介绍后我对王仁舟在思想上保持着距离。

“这家伙好顽固，在号子里他还宣传他那一套**，老子听得不耐烦了就给他一拳，干部派我进去就是监督他、不许他放毒的。”也许是我对王仁舟的态度让他有了表现自己的兴致。

“你这一拳下去，他受得了？”我望着他的胳膊有点发愣。

“我这一拳还没过到瘾，他已经半天出不了声。他说老子是法西斯，老子就是法西斯你能把老子么样？你打得赢老子？他跟干部说我打他，干部理都不理。后来他学乖了，每餐饭划半钵我，只要我听他的**不打他。”

“当时你们关在几号？”

“××号。”

我没再答他的话，只是搜索自己的记忆：××号？想起来了，当时我就关在隔壁，偶尔听到在一个沉闷的响声过后好久，是一个极虚弱的声音：你这法西斯。当时这声音让我的心发紧，原来就是你的“杰作”。这家伙在我眼里一下子变得面目极其可憎，和他谈不下去了。

几个月后，这位师傅同另一人被送回了武汉，又过了几天，有人在京山县城看到了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周××，历史**革命和现行**革命，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我一下想到了在挖沟时他说到的事，怀疑这是不是一种报应？

用现在眼光看，这周××该不该杀？我不知道，因为对他的情况我一无所知。但王仁舟的瘐死狱中，这位周××的拳头和多吃的半碗饭肯定起了作用。不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对这一类丧失良知的举动有过忏悔。也许那一刻他灵魂已经出窍，没能想到忏悔，我还是愿他的灵魂在天国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