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幸而无恙
生，是在自己的哭声中开始；死，是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兜兜转转，无非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无人可以避开。
平日里，可以对生与死的话题大谈特谈，多的是大道理。只是，当面对亲人的去世时，除了惊慌失措，痛哭流涕，真的没办法冷静下来想一想曾从自己口中说出去的“人生真谛”。
一生之中，或许有数不清的离别，但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死别。想到今后的每一天，只剩下关于他的点滴回忆，心就开始绞痛起来。如若这个人是父亲或母亲，痛苦更是会加倍。
杨绛的百余年人生中，先后经历了骨肉分别和夫妻分别。爱女阿圆先他们而去，丈夫钱锺书也没能与她白首至今，如今死亡于她而言，多了几分平淡，少了几分慌张。只是，当她年纪尚小的时候，差一点丢了父亲，懵懂无知的她，害怕极了。
当时，父亲杨荫杭携一家人从北京回到无锡，住进沙巷的一处宅子，这是父亲精心挑选的住处，一家人在这里住了半年，时间并不算长。在北京，房子多是高墙青瓦，而沙巷则多是小桥流水人家，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城市不同的样貌和气质。单就站在自己院子里，便看得到船来船往，配上波光粼粼的底色，宛如在画中。
杨家的生活以惬意悠然为主调，杨绛喜欢望着来往不绝的小船，这成为她的一种乐趣。父亲对当地“炝虾”情有独钟，食材就在家附近的河里，做法也简单，将打捞上来的小活虾稍微洗一下，放进锅里炒一下，接着把酱料淋在上面，片刻便成了一道美味。父亲、母亲，还有其他兄弟姐妹都很喜欢这种吃法，偏偏杨绛觉得难以下咽，那些蹦蹦跳跳的小虾，直接浇灭了她的兴趣。每个人的口味各有不同，她不喜欢，家里人自然不会勉强她。
一段时间过后，一家人除了杨绛，其他人陆续生病，尤其是父亲与母亲，情况很是糟糕。简单治疗过后，大家的病症开始缓解，也慢慢恢复了健康。然而，父亲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这让家里人难以安心。
原本，父亲与母亲对沙巷这处寓所并不是特别满意，无奈找不到更合适的房子，只得暂且安顿下来。据说，租住这所房子的几个住户，无一例外地都得了伤寒症，推测其原因，大概与河水有关。水与生活息息相关，水质有问题，自然会带来健康隐患。只是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杨家挑三拣四，只能暂且住下来。
父亲杨荫杭是先进知识分子，他不止一次远渡重洋，在他看来，比起中医，西医才更可靠，所以向来只看西医。当时的医疗条件岂能与今日相提并论，偌大的无锡，只有一位西医。母亲满怀希望，赶忙请他来为父亲医治，他来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抽点血，二是取一点大便，然后送往上海进行化验，一来一往需要一星期才能知道结果。可检查两次之后，依旧没有任何头绪，完全不知病由何起。
父亲的病情愈发危急，连着几个星期持续高烧，血肉之躯哪能经得住这般折腾，憔悴不堪，甚至有些神志不清。望着丈夫虚弱的样子，母亲决定请中医来给他诊治一番，这位中医颇有名望，把脉过后，说父亲得了伤寒病。听罢，母亲跪在这位中医面前，伤心欲绝地恳求他开方子救救丈夫，他却只是摇摇头，没有多说什么。母亲却非常清楚，大夫的意思是丈夫已无药可救。
时间在流逝，父亲的生命在流失，这让一家人感到绝望。若说世间还有谁能救他一命，只有医生可以，但医生也无能为力，清醒着的人不知该如何是好。
杨绛回忆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叹喟，唉，要紧人呀！”在无锡方言中，“要紧人”意为养家人，就是一家的顶梁柱。那时，父亲杨荫杭不单供养着自己的小家庭，还担负着婶婶、堂妹等人的吃穿用度，一大家人全靠他一人过活。
有些人难过是为自己的以后，而杨绛却只是为自己的父亲，她不懂大人们忧愁的以后，她只知担心最爱的父亲。
杨荫杭逐渐陷入昏迷状态，时不时说些无头无尾的昏话。即便西医与中医都束手无策，母亲仍不愿放弃父亲，她想到丈夫的老友华实甫先生，他是有名的中医，或许会有办法。华实甫先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只好依母亲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
怀着微弱的希望，母亲按照华实甫先生开的药方，为父亲抓药、煎药，喂他服下。病入膏肓的父亲丝毫没有减弱对中医的排斥，母亲想方设法，将买来的西药胶囊倒空，再将中药小心翼翼地塞进去，伪装成西药的样子。不知这可否算作善意的谎言，固执的父亲一直没有发现，这也成为一家人的小秘密。
为了让药效达到最佳效果，母亲甚至拿出了作为嫁妆的珍珠，细心磨成粉末，一点点给丈夫吃下。紧要关头，还有什么比他的生命更有价值？莫说是几颗珍珠，就是搭上自己的性命，母亲也是肯的。
意想不到的是，父亲竟然挺了过来，渡过了这一劫。杨家上下视华实甫先生为救命恩人，感念他的大恩大德。
对此，那位西医认为，这是杨荫杭凭借自身较强的体力，战胜了病魔。然而，在杨绛看来，中医也好，西医也罢，父亲能够逃脱鬼门关，完全归功于母亲的精心护理。若是没有母亲的悉心照料，药方再神奇，也无济于事。
父亲大病过后，身体虚弱无力，杨绛回忆说：“那年的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只要人活着，身体可以慢慢调养，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多年以后，忆及这虚惊一场，杨绛仍有万分感慨，她说：“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父亲在与不在，她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人生轨迹也会由此转折，或许不敢再奢望继续读书，更无法遇见钱锺书，也不会有如今的杨绛。
感叹命运无常之余，父亲这一遭仍叫人心绪难平，浸入骨髓的担忧挥之不去。所幸，只是经历，而非结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