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步履不停

作为小孩子，属于他们的世界是有限的，比如家门前的那条街，屋后的池塘，总之以家为圆心，向外扩展的区域并不算大。若是在童年恰逢搬家，长距离的迁移对孩子而言，其空间变化是他们难以想象的，印象最为深刻的，往往是失去一众朋友，感伤肯定是有的。

随父亲母亲由上海迁来北京，认识了新的朋友，熟悉了新的路线，还没等杨绛长大，便面临再一次长途迁徙，她的家又要换地方了。

杨绛的父亲学而优则仕，在北京先后担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缠身，恨不得有几个分身。

当民主共和的成果日益稳固时，却出了“张勋复辟”这场闹剧，作为革命者，杨绛的父亲处境危急，纵然如此，他仍旧留在北京，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避了几天风头。然而，“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事件”一出，他不得不离开北京。

1917年5月，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被捕，国务会议却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倒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多年后，杨绛回忆起这桩陈年旧事，有自己的一番看法，她认为：“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

官场的黑暗让杨荫杭有些心灰意冷，多年来，他一直在坚守法治，始终不忘“公正”二字，有罪之人被免罪，无罪之人却要受罚，岂有此理！

正当杨荫杭心有愁忧时，学校传来消息，二女儿感染风寒住进了医院。一家人坐立难安，最焦急的当数母亲，听闻女儿得病后，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知女儿具体情况如何，心急如焚。

母亲在北京，女儿在上海，原本可以乘坐火车尽快赶过去，但赶上天津发大水，火车中断，只好换乘轮船。一路颠簸后，母女终于团聚，然而杨绛的二姐此时已经无比虚弱，她的视线模糊，很难看清母亲的样子，可想而知，十五六岁的孩子遭此劫难，该有多害怕，她拉着母亲的手，哭声始终未停。痛在女儿身上，更痛在母亲心上。

如若疼痛可以转移或代替，那母亲会心甘情愿代她受罪，宁可饱受折磨的是自己，也不忍心看着女儿难受。世间的母亲，不同样貌，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但对待子女，却是同样无私。

疾病残酷无情，杨绛的二姐没能挺过这场灾难，在花季殒命，成为杨家最疼痛的记忆。

仕途不顺，女儿去世，这让杨荫杭备受打击，他决心辞官，离开北京。1919年，辞职还未能获批，他便带着妻子和女儿启程返回南方，与这片伤心之地挥手作别。

离开北京并非杨荫杭久思之后的决定，而是十分突然的。杨绛印象中，有一天清早，她还在院里玩耍时，忽然听父母说要离开这里。

是去是留自然不是杨绛可以决定的，她只需听父母的安排即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杨绛与一个同学偶遇，实际上彼此并不熟识，但她却希望能拜托这位同学，给班里带句话，告诉他们，她“回南了”。此次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机会再见，不由得有些伤感。

前来为杨荫杭送行的人挤在月台，在杨绛看来，“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这分别的一幕让她记忆深刻，哪怕过去几十年，仍旧不会忘。

火车开动后，母亲晕车，肚子里翻江倒海一般，不停呕吐，父亲不但要照料一家大小，还要挑起全部的行李。抵达天津后，在客栈落脚，随后搭乘轮船前往上海，到达后还要换乘一种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回无锡。

一路颠簸，一家人筋疲力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无锡。早在之前，父亲已然在无锡沙巷提前租好了房子。此时，杨家已有八口人，除了大姐、三姐和杨绛外，还添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有了自己的房子，便免去了回老家挤在一起的麻烦。

从北京回到无锡，杨绛的学业自然不能耽搁。在沙巷口有一座庙，名叫大王庙，不知何时由祭祀场所改为了学校，名字也随先前叫作大王庙小学。由于场地有限，学校四个班级全部在一间大教室上课，有八十人左右，杨绛和两个弟弟便在这里开始了学习。

学校只有校长和一位姓孙的老师，孙老师让杨绛记忆颇深。他剃了个光头，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时常打学生，而且专门爱打脑袋，放眼全校学生，几乎不存在没挨过打的人。直到杨绛和弟弟们出现，他们成了从未挨过打的学生，或许是因为他们父亲是做官的，所以老师有所顾忌。

时至今日，杨绛仍会不时回忆起在大王庙小学的时光，她说：“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她曾回忆道：“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部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得朗声唱诵，称为‘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

被他们称作“孙光头”的孙老师怕是早已作古，他断然不会想到，在他离开人世后，还会出现在杨绛的笔下，被众多人所知晓，也算当了一回名人。

对于同学们一起做游戏，杨绛也记忆犹新，如今化作文字，读来仍回味无穷。有一次，他们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的游戏，她拈阄拈得“贼”，随即拔腿就跑，一旁的玩伴还以为她疯了，拉住她问她干什么。她急得说：“我是贼呀！”玩伴听罢说道：“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接下来便是更有意思的对话，杨绛说：“我是贼呀！得逃啊！”

她们便耐心教她：“是贼，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

她告诉她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

她只觉得委屈，赶忙问：“女孩子该怎么？”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喧’，‘负’读如‘步’）。”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毯子。”

大庙东庑便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就在里面踢毽子。但对杨绛来说，这可不是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她回忆说：“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虽然父亲因工作原因总是去留不定，但这烦恼只是大人的，与杨绛并无多大关系，她依旧在父母的呵护下，过着小孩子的生活。

童年虽已遥不可及，然而光阴走过后，总有回忆留下来。记忆中，那座大王庙小学并未有丝毫改变，不谙世事的她也一如往常。过去的一切被尘封在记忆中，时不时等她回去看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