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趣事二三
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或是成长，或是衰老，无可抗拒，也无可逃避。与其说被动接受，不如说是在享受这个过程。有趣的是，当我们分别在而立之年和耳顺之年回望过去时，感慨有诸多不同，甚至会有天壤之别。然而，不论是而立还是耳顺，忆及童年，以不同视角去审视它时，内心所涌动的情感却格外一致。
年纪小，懂得少，还未经历世道艰辛，所以无忧无虑，天真无邪。记忆会随时间流逝而消退，童年的点点滴滴，大多早就模糊不清了，只剩下零碎的片段，加上从父母亲朋口中得到的些许线索，拼凑成一幅并不完整的童年画卷。
我十分好奇，杨绛先生以百岁之心，跨越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空间遥望童年时，是怎样的心情。
她的童年，正处在旧中国历经百年巨变时期，仁人志士于混沌之中寻求救国革新之道，辛亥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波澜壮阔隐于平静之下。父亲杨荫杭便是求变的其中一人，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但凡有益于国家进步，他当仁不让。
杨绛出生不久后，迎来了辛亥革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就此崩塌，奴役了百姓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就此瓦解，中国人身上的枷锁终于被打开了。历史的车轮，从旧王朝身上碾压过去，为民主与科学的救国理念铺平了道路，进步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迎难而上，探索民族的解放与发展。
由封建社会步入民国，中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因为有明文规定，本省人士必须回避本省官职，杨荫杭便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他为人刚正不阿，坚持司法独立，因此得罪了省长屈映光。屈映光怀恨在心，趁着晋见袁世凯时，告了他一状，说他“顽固不灵，难与共事”。
幸亏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与杨荫杭曾是同窗好友，在一旁美言几句，才化解了危机。袁世凯亲笔批示“此是好人”，将杨荫杭调到北京任职。这样，杨荫杭带着妻女迁往北京，开始了在这里的生活。因为父亲的工作时常变动，大姐与二姐留在上海读书，三姐则在无锡老家，姐妹之中唯有杨绛跟随父母生活。
初到北京时，杨绛只有四岁，对她而言，北京陌生又有趣。
全家人住在北京东城，房东是满族人，这是杨绛第一次见到满族人，她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些与众不同的朋友。她们身着旗袍，梳着“板板头”，穿着“花盆底”鞋，着实让小杨绛大开眼界，尤其是她们走起路来摇曳多姿，让她充满了向往。父亲发现了杨绛的好奇，便问她：“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她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认真思考了一番后，才大声答道：“要！”
年纪尚幼，自然可以每日疯跑玩耍，到五岁时，杨绛开始进入学堂，从此，生活中又多了一项内容——认字读书。
杨绛的启蒙学堂是北京女高师附小，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在这所学校任职。父亲杨荫杭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年龄最长，出嫁后不久便因患肺病不幸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学习时，一次试炮失事，也就此殒命。三叔与大姑母同样因肺病去世，而二姑母杨荫枌、三姑母杨荫榆比父亲年纪小，出嫁之前便在哥哥家久住下来，所以彼此关系最亲近。
三姑母曾远赴日本、美国留学，先后出任北京女高师“学监”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绛与三姑母经历了由亲密到疏远的过程，曾无话不谈，却在随后的某一日开始，变得不再似从前。
在《回忆我的姑母》中，杨绛记录下一件与三姑母有关的趣事，如今想来，仍留有余温。她回忆道：“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
过往曾经动人，在彼此的记忆深处，不知想起同一件往事时，姑侄俩心情能否相同？或许相处许久后，关系有了难以弥合的裂口，不再亲密无间，可真切发生过的事不会变。
五岁的杨绛，活泼欢快，白白嫩嫩的可爱模样，也格外招人喜欢。那时，女高师的学生会经常带着杨绛去大学部玩耍。结束了一天的学习，杨绛如同出笼的小鸟，蹦蹦跳跳，有大姐姐们陪着荡秋千，自由自在，她觉得有趣极了。
一次，女高师的学生举办恳亲会，准备演三天戏，她们请杨绛出演戏中的花神，还特意为她打扮一番，将牛角辫盘在头顶，插满花朵，衣服也贴满金花，活脱脱一个百花仙子。试问谁不愿扮作花神呢？这可是美丽的象征，杨绛开心地配合着，稚嫩的小脸上堆满了笑。学校举行运动会，也少不了杨绛的参与，一个大学生跳绳时，让杨绛在她身后绕着圈地跳，像一颗小卫星，跑着跳着，笑着闹着。
童年时光，有着最单纯的快乐，所求不多，极易满足。如今想来，成年人的世界之所以缺少快乐，大抵是欲望太多，却又得到太少。
那么多有趣的事，若是能够全部都记着，那该多好。在年过半百后，时不时拿出来品味一番，五岁时的自己，五十岁的自己，遥不可及，却又明明都是自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