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命中暖意

女儿是母亲的心头肉，怀胎十月，孕育着小小的生命；一朝分娩，经历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战。

看着她笑，看着她长大，当妈的清楚，有朝一日她会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会脱离父母的怀抱组建自己的家庭，到时候，她会带着她的孩子来看望她，直到再看着她的孩子长大……

她想象了种种未来，却从未想过有一天，当她白发苍苍的时候，要面对女儿的离开，而这一次离开，是永久性的。她不说心伤，人人皆知她心伤。

1994年，钱锺书检查出膀胱癌，在手术过程中，又发现右肾萎缩坏死，需要一并切除。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大手术，杨绛担心他能否吃得消、扛得住。手术完成后，她日夜守护在他的病床前，寸步不离。她早已不再年轻，身体也并不硬朗，熬了这么多天，护士劝她回家休息，让家里其他人过来看着，她却笑着说：“锺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钱锺书看着她日夜操劳，脸上的憔悴是遮不住的，他让她回家换别人过来，她却拧着不肯走，在她心里，换谁都不如她亲自照看。每每提起让她休息，她就说些别的打岔，钱锺书也知道妻子的脾气，索性不再说了。当钱锺书出院时，杨绛已然憔悴不堪，她为他倾尽了心力。女儿知道父亲最疼爱她，便回家住了一阵子，给他们讲些新鲜有趣的见闻，一家人说着、笑着，其乐融融。

自从这次出院后，钱锺书的病反反复复，没多久又住进了医院，而这一次一住就是四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检查结果显示膀胱颈上发现了癌细胞，便紧接着做手术，手术完成后，又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经过抢救才保住了性命，最后只能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病痛折磨着这位老人家，他的身体愈发虚弱，甚至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但他的头脑还很清醒，每当杨绛对他说些什么，他便用眼神作回应。这时的他已经无法正常进食，只能靠鼻饲的方式摄取营养，杨绛便精心熬了鸡汤，混在营养液中，为他补充能量。为了让他更多地汲取营养，她做了各式各样的果泥和肉泥，鱼肉的刺、鸡肉的筋，她都会细心地处理好，至于她自己的伙食，则将就着来。

四年的时间，杨绛从未有过一刻的懈怠，她尽心竭力地照顾着丈夫，只求上苍能够多给他些生的时日。

钱锺书正病着，杨绛一个人忙里忙外，近乎筋疲力尽，雪上加霜的是，女儿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住进了医院。原本苦苦支撑的杨绛，如今得知女儿也病了，只觉得天塌了一般。

钱瑗的病与繁重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她先后做了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与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学位委员会的各种委员，对于名利她都不感兴趣，只是一心钻研学问。她热爱自己的教育工作，时常备课到深夜，一大早又要赶去学校，身体毕竟不是铁打的，时间久了难免会撑不住。

其实她生病已久，只是开始的时候并未在意，后来腰疼得厉害，也没有去医院仔细诊治，由此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疼就自己忍着，从没有跟妈妈说过，她知道妈妈照顾爸爸已经够累了，她不愿再让她担心，便只是说挤公交汽车闪了腰。她带病坚持工作，直到有一天，疼得根本下不来床，这才去医院检查，确诊为骨结核，脊椎已经有三节发生了病变，随后又发现肺部也有问题，便住进了医院。专家会诊后，确定她已是肺癌晚期，肺部积水严重，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情况十分危急。

病来如山倒，住院之后，病情愈发严重，她越来越虚弱。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的她仍旧看书、工作，只是病痛折磨着她，不得不看一会儿就休息一下。她与母亲每两天会通一次电话，并将此称为“拉指头”，不能见面手拉着手，便只能靠打电话聊解相思。她懂事地只报喜不报忧，一直真实的病情瞒着母亲。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杨绛得知女儿的病情后，无异于晴天霹雳，这对她的打击太大了。此时的阿圆，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不断的化疗让她的头发已经掉光了，若是母亲看到她的样子，必然无比伤心，所以她不让母亲过来探望她。还在病中的钱锺书不知道实情，只是听杨绛说女儿住院了，得了骨结核，可以治好，一年左右便可以出院。

生命如此脆弱，竟来不及好好道别。

1997年3月4日，钱瑗离开了人世。临走前，她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便想着见母亲一面。当妈的看着女儿变成如此模样，心都碎了。钱瑗为了让母亲少些伤心，还强撑着说笑，可这样更让母亲痛不欲生。

阿圆曾打电话给母亲：“娘，你从前有个女儿，现在她没用了。”不愿与父母分别，却不得不接受这命运的安排，她抗拒不了，逃避不了，但曾做过母亲的女儿，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若有来生，就再做一家人吧。

临终前一天，杨绛握着女儿的手，温柔地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她听了母亲的话，微笑着，静静等着最后分别的那一刻。

阿圆火化的时候，杨绛选择留在医院照顾丈夫，她实在不忍目睹女儿被火化的那一幕，她会崩溃的。

女儿的最后一程，杨绛在她的遗像旁放了一只花篮，素带上写着：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寥寥数语，代表着父母的满腔悲伤。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何等令人断肠的情景。

钱瑗生前说骨灰不用留，但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师生们恳求杨绛留下她的部分骨灰，随后葬在校园内的一棵雪松下。杨绛曾在那棵树下静静坐了会儿，没多久便起身离开了。

在钱瑗去世前一两个月，她在病床上写了一节《爸爸逗我玩》的文字，回忆着与父亲的那些趣事：“一九四五年父亲由内地辗转回到上海，我当时大约五岁。他天天逗我玩，我非常高兴，撒娇、‘人来疯’，变得相当讨厌。奶奶说他和我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大的也要打一顿，小的也要打一顿……爸爸不仅用墨笔在我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只不过他的拿手戏是编顺口溜，起绰号。有一天我午睡后在大床上跳来跳去，他马上形容我的样子是：‘身是穿件火黄背心，面孔像只屁股猢狲。’我知道把我的脸比作猴子的红屁股不是好话，就噘嘴撞头表示抗议。他立即把我又比作猪噘嘴、牛撞头、蟹吐沫、蛙凸肚。我一下子得了那么多的绰号，其实心里还是很得意的。”

曾经的快乐如此真切，如今的痛苦也并不是假象，她虚弱地躺在床上，面对生死的时候，回忆着这点点滴滴，不能再为父母尽孝，不能陪他们终老，怕是最遗憾的事情吧。

丧女之痛，痛彻心扉。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用尽心血将她抚养成人，看着她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独立自主、成家立业，几十年间，在她身上倾注了一个母亲的爱及全部。

要一位母亲承担女儿去世的痛苦，真是这世间最残忍的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