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光辉岁月

杨绛有多种身份，她既是妻子、母亲，也是作家、教育家、翻译家，难能可贵的是，无论何种身份，她都表现得如此出众。

《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前后历经二十余年，她为之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战乱、动荡一度搁浅了她的计划，但每当有希望出现时，她都紧握着不放手。

在编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时，西方文学界的经典之作《堂·吉诃德》位列其中。早在之前，杨绛曾翻译了《吉尔·布拉斯》，编委会的林默涵先生看过后给予高度评价，所以决定将《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交给她。

因为编委会没有规定翻译版本，杨绛便反复比较了许多版本，最后决定以西班牙原版为基础，并选定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著的版本，这也是最权威的一个。为了做到尽善尽美，自1959年起，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她与钱锺书留学英法时，早已积累了丰富的外文学习经验，所以西班牙文自是难不倒她，很快便掌握了。

正式开始翻译工作是在1961年，五年后，她已经完成了大部分。没有料到的是，“*”开始了，工作由此被迫中断，直到1976年翻译工作才彻底结束。过程曲折而艰辛，多亏有杨绛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有无上的荣光。

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破四旧”的时候，被抄家是家常便饭，但凡发现与“革命”相关的东西，一律当场销毁。为了确保安全，杨绛只好销毁家中几乎所有带字的东西，就连家人来往的信件也没能留住，至于有关创作学习的笔记等资料，也同样忍痛销毁了。但是，对《堂·吉诃德》的翻译稿却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但一经发现，会被认定为“黑稿子”，这个罪名可不小。

两年多的时间中，她潜心于《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她不舍得就这样放弃。冥思苦想后，她用牛皮纸将稿子包裹起来，再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准备找个最稳妥的地方藏起来。她来到办公室，想着交给比较友善的组秘书保管，但组秘书没有明确表态，毕竟稿子留在身边的话会有危险，这个忙的确让他左右为难。杨绛不愿勉强他，便又找到了另一个人，但他将《堂·吉诃德》直接判定为“黑稿子”，直接拿走了，这让杨绛始料未及。

如此一来，杨绛少不了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教育”，组织要求她去除“黑思想”，她向组织提出申请，想把稿子要回来，也好让她对照着自己的“黑稿子”来纠正自己的“黑思想”，组织的答复是，找不到了。没有办法，她只能自己慢慢搜索，后来被安排打扫女厕所时，她便时刻留意自己的稿子，借着工作的机会，在房间里找了很多次，始终没能发现稿子的踪迹。

搜索工作继续进行中，直到有一天，她去打扫一个偏僻的储藏室时，竟然在废纸堆里看见了自己的稿子，她将稿子抱在怀里，简直就是亲人失散后又再次团聚的场景。为了万无一失，她决定将它带走，如果留它在这里，不知道哪一天又消失了。她的计划是先把它放到女厕所中，然后找个合适的时机带出去，可是还没等她过了激动劲儿，就被人发现了。

原本躲过了看着她的老干部，没想到没躲过旁人，那个人大声问道：“杨季康，你要干什么？”杨绛也大声答道：“这是我的稿子！”这时老干部也发现了她的举动，温和地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刚刚才经历了失而复得的喜悦，她哪里舍得交出去，但这由不得她，只好又交了回去。不过，老干部答应她，稿子可以暂时放在这里。这已经是不错的条件了，杨绛找来找去，想着找一个最保险的地方，看来看去，最后把稿子放在了柜子顶上，随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一段时间后，思想改造渐渐淡去，杨绛联系到组秘书，打算请他帮忙找找她的稿子。所幸，他第二天就给杨绛把稿子带回来了。见到自己的稿子，她一下子就抱在了怀里，再也不愿和它分开了。后来，又经历了下干校时期，返回北京后才又接着翻译，不过这时的杨绛对之前的翻译并不满意，决定再力求完美一些。

直到1987年，《堂·吉诃德》终于出版了，在当时的中国来讲，它的出现犹如石破天惊一般，先后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库”“名著名译”“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等，前后印刷达到七十余万册。

杨绛做学问向来一丝不苟，她说：“我翻译的时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将几个甚至整段文句子拆散，然后根据原文的精神，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加以组织。”在她心中，翻译绝非两种不同语言的简单转化，而是力求用精美的汉语文学方式加以表达，她将原文和译文读者看作是两个“主子”，而她是他们的“仆人”。

她每天只翻译五百字左右，同钱锺书创作《围城》时一样，不求高速度，但求高质量。每次反复斟酌，都是为了追求信、达、雅的境界。正是如此严苛地要求自己，七十余万字的稿子才得以有如此高的品质。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之后，得到了西班牙的重视，驻华大使前后向她发出了三次邀请，诚恳地邀请她出访西班牙，但她连着拒绝了两次，直到第三次，实在是盛情难却，只好应了下来。杨绛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出访西班牙时，仍留心于此书的翻译工作，之前曾遇到的一些问题，她正好趁着此次访问一一解决。

杨绛受邀参加塞万提斯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的纪念会，并在会上发言，她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就是说，天上的日子愉快，一眨眼就是一天，而人世艰苦，日子不那么好过。我们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塞万提斯离开我们人世，已三百六十六年，可是他在天上只过了三百六十六天，恰好整整一年。今天可以算是他逝世‘一周年’。我们今年今日纪念他，最恰当不过。”

原本略有沉闷的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场的每一位来宾都不由得为这位东方女士喝彩。

杨绛常说：“多会一门外语，好比多一把金钥匙，每把金钥匙都可以打开一座城门。城里有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好像一个大乐园。你们如果不懂外语，就会比别人少享受很多东西。”她和钱锺书十分注重外语学习，正如她所说，这是一把金钥匙，凭借它能享受到更多的乐趣，若是没有它，则就像是被关在门外，少了许多精彩之处。

《堂·吉诃德》定稿的时候，恰好与钱锺书的《管锥编》的手稿校对工作同时完成，钱锺书提议，不如两个人互换一下题签。杨绛打趣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钱锺书给她的回答是：“留个纪念，好玩儿。”即便是她的字再糟糕，那也无妨，只要是出自她手，对他来说，就是最珍贵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