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慌张岁月

安稳的日子并没有维持许久，暴风雨又降临了。

1966年，杨绛和钱锺书先后受到监管，这意味不但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且存款被冻结，没有工资，取而代之的是些许生活费，吃穿用度也有规定，只许吃窝头、咸菜和土豆。原本潜心钻研学问的两个人，一个被派去扫院子，一个负责打扫女厕所，自制工具，倒是也很用心。

即便如此，还只是“斗争”的一部分，而“斗争”则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人心最是奇怪，待你好时，可以感天动地；待你坏时，可以惊天动地。

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谓五花八门，只有暂时没有想到的方法，没有做不到的方法。剃“怪头”是常见的方法，钱锺书的头发就被剃成了一个“十”字，好端端的头发，被弄得奇形怪状。对此，杨绛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把头发都剃了，干脆利落地解决了问题。

但是，不成想几天后，她也得了个“怪头”，半个头的头发被剃掉了。两个人犯了愁，男士可以剃光头，女士总归不能也这么办。最后，还是杨绛聪明，她想到阿圆之前剪过一次辫子，她用手帕包着留了下来。于是，她找到辫子后，连夜赶制出一个假发套，虽然并不精致，但好歹算是一个办法。

只可惜，假的终归是假的，想要以假乱真还是有些困难。

杨绛戴着假发套，旁人看着别扭，她自己戴着也难受，正是夏天燥热的时候，头套根本不透风，头皮自然不舒服。上了公交车，售票员立马就发现了，嚷嚷道：“哼！你这黑帮！还想上车？”杨绛随口驳斥她说：“我不是黑帮！”见其他乘客都盯着她看，杨绛不再多说什么，立即下了车，宁愿走着去，也不想受人冷眼。结果，走在路上，依旧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小声议论。

顶着“怪头”，生活处处不方便。照常去买菜，人家却不愿意卖给她，想老老实实买点菜都难。后来，买菜的任务就交给了钱锺书，她就负责每周采购一次煤。时间久了，让人身心俱疲，尤其是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为了避免惹出更多的麻烦，杨绛托人买了顶帽子，即便如此小心翼翼，还是逃不过孩子们的眼睛，他们总是揪她的假头发，她只好躲着孩子们走。钱锺书无所顾忌，与她并肩而立，陪伴着她。

身处漩涡之中，唯有家人的守候，虽然势单力薄，却最有力量。

1969年，杨绛夫妇等知识分子被集中起来，开始一起生活。考虑到杨绛夫妇的年纪较大，便允许他们住在自己家，但是集体的学习和训练必不可少。杨绛同丈夫并不在一个单位，所以也不在一个地方训练，只有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可以在食堂偶尔碰个面，说几句话。

11月3日，杨绛在校门口等公交车的时候，远远望着钱锺书朝自己走来，神色匆匆的样子。走到她身旁的时候，他悄声说了一句“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然后两个人一起上了公交车。原来，他11日就要去达罗山县的五七干校，这让杨绛吃了一惊，说走就走，也太突然了，原本以为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吃长寿面，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刻，如此一来，简单平常的愿望却成了奢望。

之前虽也有过下乡的经历，但这次下干校却与先前不一样，不仅仅是人得过去，行李和家当也要随之同行，这就意味着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或许待一阵子，或许待一辈子。

临别在即，杨绛认真仔细地给丈夫收拾行李，考虑到下干校的目的是锻炼和劳动，她找来好多绸子，用缝纫机拼接到一起，做了一个毛毯套子，优点是不怕脏。随后，又特意将裤子容易磨损的地方逐一加厚。

临别前，杨绛同女儿和女婿去为钱锺书送行，他即将前往的五七干校位置偏僻，条件艰苦，她十分担心丈夫的身体，可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目送他离去。

杨绛虽留在北京，但一直在学习改造当中，她听从组织安排，去挖防空洞，然后把书运进去。这是一项纯体力劳动，本就已经上了年纪，加上身体也不好，干起活来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平日里所做的善事善举，便有了回报，曾经受过她恩惠的人，如今都愿意伸手帮她一把。当她要下干校的时候，所里的年轻人都积极主动出力，帮她打包行李，又为她送行，可见她平常是如何对待他人的。

在那个错乱的时空中，白与黑，是与非，分得并不是那么真切。然而，这就是更迭的历史，既是在摸索中前进，又岂会没有茫然四顾的时候？

杨绛即将下干校的时候，阿圆的丈夫王德一被认定为“过左派”的组织者，他被控制了起来，他说：“我绝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最终，王德一百口莫辩，以死证明清白。这让阿圆接近崩溃，完整的两个人，如今只剩下她自己。

悲剧接二连三发生，让杨绛猝不及防。她的妹妹死于急性心脏衰竭，父母和三姑母的墓被肆意破坏，多位至交好友也含冤死去，她的眼里含着泪，心在滴着血。

离开的那天，阿圆一个人来送她，望着女儿形单影只，她百感交集。她让女儿快回去，阿圆却固执地不肯走，一直目送她离开。

一次又一次的分别，让每一次短暂的聚首都格外珍贵，因为不知哪一次相见就是最后一次。千辛万苦熬过了残酷的战争，却没能逃过时代的操控，被一波又一波的暗流，撞击得粉身碎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