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统治者来了又走，麻木懒散的天竺人重视的不是国家而是种姓！

四大种姓中，第三等级吠舍，是整个天竺国上流社会的支持者和供养者，即养活整个社会的工农众。原由雅利安人的一般公社成员组成，日后包括从事农、牧、工、商、各行各业的平民大众，相当于塞里斯的下九流、百工之人。由于平民百姓分化也产生贫富的两极，吠舍中有些少数发家致富之人，甚至从事高利贷活动。当然，在婆罗门和刹帝利统治之下，吠舍无政治权利可言，只有交税服役，供养统治者的义务。不过比起第四等级，作为钱袋子的他们，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第四等级首陀罗，则属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最初是由被征服的非雅利安各族组成，后来也包括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降到这个最卑贱等级的雅利安人。他们失去了政治、法律和宗教上的一切权利，处于不受保护，无依无靠的低贱地位。他们从事农、牧、渔、猎，以及种种当时被人视为低贱的职业，其中有少数自食其力的工匠，但多数是沦为佣工和奴仆。作为最低贱的等级，首陀罗的地位和奴隶相差无几，其中也有一些人就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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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一旦固定下来，各个等级所从事的职业就不能任意改变。各种姓之间禁止通婚。种姓制度的本质，就是保护上层种姓的特权地位。它通过宗教、法律，社会习俗等种种手段为婆罗门、刹帝利两个统治阶层的瓦尔那披上神圣、高贵的光环，让吠舍、首陀罗供养伺奉他们。天竺国独一无二的种姓制作为典型的等级制，首先就是四大种姓的职业世袭化和固定化。种姓制下，职业是与生俱来的，既不能选择，也不能改变。严格禁止各种姓从事身份不相称的职业，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但由于社会的分化，部分高级种姓的沦落，法律不得不有所变通。《摩奴法典》中规定：“高级种姓的人由于贫困，可以从事低级种姓的职业，但绝对禁止低级种姓的人从事高级种姓的职业。”

其次，天竺国严格实行种姓内婚制，同种姓的男女才可结为夫妻，不同种姓的男女不得婚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姓间的通婚事实上难以完全避免。所以法典后来又规定高级种姓的男子可以同低级种姓的女子结婚，称为顺婚。低级种姓的男子则不能同高级种姓女子通婚，否则为逆婚将受到惩罚。

再者说，同样在宗教生活上实行种姓限制。婆罗门教视四大《吠陀》为圣书，只有婆罗门祭司才能阅读了解，再加上琐烦的宗教仪式和五花八门的祭祀，婆罗门教就成为一种异常神秘的宗教，按婆罗门教的理论，婆罗门、刹帝利与吠舍都属高级种姓，死后投胎可再度为人，因而称再生族，可参加婆罗门主持的宗教祭祀和听讲教义。而首陀罗则不得参加再生宗教仪式，被称为一生族，即不能再生。实际上，再生与非再生的界限就是过去雅利安人和被征服的土著族人、雅利安公社成员与非公社成员判然有别的反映。按照婆罗门原始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个人灵魂自我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因此，一生族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一生族民们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既然把期望都寄托在来世，那今世又何必苦了自己，同自己过不去呢？另一方面，教义中还有互助的约束，个人只要遵守秩序便可获得安全。

对于下等人来说，其实幸福很简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而通过国家政权的支持，种姓制度的最大保证就是种姓间的法权地位不平等。婆罗门引用的法——达磨，为各个等级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最典型的是《摩奴法典》，摩奴是大神梵天的儿子，为了确定人间各种人在社会上的应有次序，确定婆罗门和其它种姓的义务，便制定了这部法典。摩奴法典首先确认婆罗门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而首陀罗只能温顺地为其它种姓服劳役。首陀罗不能积累私人财产，不能对高级种姓有任何不敬的言行。婆罗门和刹帝利则有权夺取首陀罗的一切。《摩奴法典》对各个种姓的衣食住行都作了烦琐的规定。比如规定不同种姓的人不能在呆在同一个房间里，不能同桌吃饭，不能同饮一口井里的水。每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机构，处理有关种姓内部的事务，并监督本种姓的人严格遵守摩奴法典及传统习惯。倘有触犯者，轻则由婆罗门祭司给予处罚，重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外，成为贱民。

同样的，《摩奴法典》对同一刑事罪或民事罪的处理，依不同种姓作出了极不平等的规定，尤以再生族与一生族最为悬殊。而为了镇压低级种姓吠舍、首陀罗的反抗，摩奴法典还规定了许多残酷的刑罚。如以侮辱罪为例，刹帝利辱骂婆罗门应处一百帕那罚金；吠舍处一百五十或二百帕那，如果是首陀罗辱骂了婆罗门，则用滚烫的油灌入他的口中和耳中从重惩罚。相反，如果婆罗门侮辱刹帝利，只罚款50帕那；侮辱吠舍，罚款25帕那；侮辱首陀罗罚款12帕那。又如对伤害罪的处理，低级种姓的人如果用身体的某一部分伤害了高级种姓的人，就必须将那一部分肢体斩断，动手的要斩断手，动脚的要斩断脚。《乔达摩法经》规定：“杀害婆罗门者应该毁损自己，并三次投入火中。而杀一个首陀罗则只要立誓守戒一年，并交出十头母牛和一头公牛。或者简单地净一次身就行了。”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但种姓制的长期存在，令天竺国的社会成员分为若干一成不变，等级森严的集团，并使下层民众长期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哪个种族，操怎样的语言，掌握吠陀经咒以及其他知识的知识分子婆罗门普遍受到尊敬，不可接触者受歧视的地位也都受到承认。社会的封闭，不利于技术的交流和生产的协作，从而严重阻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而过于散漫的性格容易形成不守秩序，不守规则的毛病。若是集合成一种群体特征，那只能用可怕来形容。所以日后高卢雄鸡一针见血地指出：“种姓制度，是天竺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

但创设种姓制度的贤者，无疑忘记了世易时移的道理。虽然种姓制度在以后各时代有变本加厉之势，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种姓也在变化发展。尚在商品经济活跃的列国时代，这种变化就十分明显了。如刹帝利由于王权的加强和财富的增加，有的地位已不在婆罗门之下。但不追求世俗权力的出世，是婆罗门种姓甘于只做祭司的原因之一，另外立足于社会顶峰也满足了他们的世俗荣耀感，所以与王室的矛盾和争斗相对少。事实上王室也从来没有试图要把婆罗门控制起来，好象他们两者各不相干，各守自己的社会范围。但因经商致富的吠舍大商人势力也增长起来，有的还摆脱了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充当村镇的地方官。首陀罗中也有极少数成了殷富之家。在社会激变的时代，低级种姓地位下降的则为数较多，吠舍中一些人被迫从事本应是首陀罗从事的贱业。首陀罗中的一些人地位则下降得更厉害，有的竟逐渐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高级种姓婆罗门和刹帝利也有人沦落，不得不从事与其种姓地位不相称的职业。佛教经典中曾列举了婆罗门从事禁止的职业已达10种以上，包括医生，商人，农民等。

讽刺的是，佛教辅助阿育王上台后，伴随阿育王统治下迦提的出现，社会上还出现了地位最为低下，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的贱民，有些人，就算只是原地不动，保持最轻的呼吸和最低的能量消耗，麻烦也会找上头来。他们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为人所不耻，注定只可从事某些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沾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捕鱼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贱民们必须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穿死人的衣服、用破盘子盛饭。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进入后者的视线。当他们白天行走时，须带标记让人得以识别。夜晚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就必须敲打一对拍板，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

最为讽刺的是，千年之外的法西斯纳粹分子糊里糊涂的改变了雅利安原来的意义，用这个字眼指高尚的纯种，称自己是雅利安人，认为德国人是雅利安人的典范。实际上，欧洲的唯一个雅利安民族，茨岗——吉普塞人却遭到纳粹的迫害。

另一方面，细节决定成败。早期雅利安人侵入东南印度后，和土著混血者非常普遍。因此中央地带以婆罗门教为中心的社会是僵化的，而东南印度恰恰相反，远离婆罗门教中心，没有完全雅利安化，旧习惯的包袱较轻；同时，婆罗门教是在雅利安人的传统宗教基础上兴起的。雅利安人原崇拜各种自然神，宗教普遍存在对神的崇拜。而对神的认识不同，于是产生了多神教、二神教、一神教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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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是信仰宇宙中存在众多的神；他们各自统治着宇宙的一部分，如主宰风雨雷电气候的神，森林江河海洋的神，战争、疾病、死亡冥界的神等。如古埃及、希腊世界、罗马-拉丁同盟，以及塞里斯道教，都是多神的信仰。多神教所信奉的神，多数是人形的神，天界诸神是吠陀神话中最早产生的神。雅利安人入侵先后延续几百年，他们原本崇拜的是太阳、雷雨、火焰、河川等自然现象人格化的吠陀诸神！植根于自然崇拜的雅利安人的游牧文化，开始与植根于生殖崇拜的达罗毗荼人的农耕文化互相渗透、融合，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印度文化。同时，达罗毗荼人在东南印度更多地保留了土著信仰的传统。因此才有新的发展。政治重心是随着社会变革而移转的，影响社会最深的婆罗门宗教，在东南印度发生了变化。

婆罗门教极重视祭祀，教中的三大信仰之二就是——祭祀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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