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钓鱼岛

韩仲义

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赢家，不仅获得巨额赔款，而且强占台湾、澎湖、及其附

属岛屿，其中包括钓鱼岛列岛。此列岛由钓鱼岛（主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岛等8个岛礁组成。钓鱼岛列岛分散于北纬5°40′～6°、东经1°～14°4之′间，钓鱼岛距温州市56千米、距福州市85千米、距台湾基隆市仅190千米。总面积6。44平方公里。钓鱼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一直由中国政府管辖。

钓鱼岛的历史依据

早于17年，中国明朝人杨载首先登上钓鱼岛。其间，明朝人在此海域采珠集药、捕鱼避风从未间断过。明朝永乐元年（140年）的文献《顺风相送》中，称该岛为“钓鱼屿”。其后文献及官方舆图亦采用“钓鱼屿”名称，诸如明朝嘉靖十三年（154年）第11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嘉靖四十一年（156年）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之《筹海图编》，均沿用钓鱼屿名称；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坤舆全图》则使用闽南语“好鱼须”（Hao-yu-su〕），也即“钓鱼屿”之意。台湾一直沿用“钓鱼台”名称至今。

清代名著文献《浮生六记》，是清代学者钱泳手写的，其中《海国记》明确记述了古钓鱼台（岛）归属中国。其中的《记事珠》，有“册封琉球国”的记载、有许多关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证据。明朝中叶，戚继光等抗击倭寇时，就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清嘉庆十三年（1656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于年进贡一次，该王称中国为父国，并沿用大清年号。160年琉球国遭日本侵占，近而将琉球改为冲绳县，从此琉球置于日本统治之下，但不包钓鱼岛。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的标明钓鱼岛为中国的一部分。日本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理由之一，是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而沈复发现钓鱼岛的时间为1808年，比日本人早74年；如按17年明人杨载首先登上钓鱼岛算，则比日本人登岛早了46年！

钓鱼岛的法理依据

根据“先占取者得主权”的世界惯例，中国最早发现、开发钓鱼岛，因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理应是中国的。这片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进行捕鱼、采药、避风、休息的场所。早在明代就已经被中国人发现、利用和命名。《更路簿》、《顺风相送》等中国历代典籍文书中，完整地记载了中国渔民在此海域的活动。在1895年以前长达5个世纪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平稳地行使这里的主权。

琉球原是明、清两朝的藩属国，每两年一次向明、清朝纳贡；明、清两朝均派遣使臣对琉球诸王进行册封。钓鱼岛位于前往琉球的必经航路上，册封使臣前往琉球国册封主储时，均以这些岛屿为航海标志；所记《使琉球录》等官方文书中，详细记载了前往琉球途经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的航海经历，反复确认了中、琉边界，史实明确说明钓鱼岛属于中国，而非琉球范围。

中国政府有效地统治和管理钓鱼岛，巩固了主权。历代中国政府都将钓鱼岛列入疆域之内，采取开发、利用和管理的行政措施，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统治。1171年（南宋乾道七年），镇守福建的将领汪大猷在澎湖建立军营，遣将分屯各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在军事上隶属澎湖统辖，行政上由福建泉州**管理。明、清两朝均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列入疆土版图，划为海防管辖范围之内。156年（明朝）《筹海图编》、186年（清朝）《皇清中外一统舆图》，均有清晰规定和标示。史实说明，中国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管理钓鱼岛，有效地行使和巩固了对钓鱼岛的主权。

日本曾承认钓鱼岛属中国

1786年，日本仙台藩人林子平制作的《三国通览图说》之《琉球国全图》，曾列出钓鱼岛群岛是中国通往琉球的岛屿，向日本内务省申请划入日本国界。98年后的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声称“发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就此事致函外务卿井上馨。井上馨于1885年覆函说：“此岛屿近清国之境，较之前番勘察已毕之大东岛方圆甚小，且清国已命其岛名。近日清国报纸等，风传我政府欲占台湾近旁之清国所属岛屿云云，对我国心怀猜疑，我国已屡遭清政府之警示。此时若公然骤施立国标诸策，则易为清国所疑……开发诸事可留待他日。”山县有朋因应井上馨建议，覆函冲绳，拒绝马上在钓鱼岛上订立国标，并在信件中

强调“勿让传媒得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中国战败，战争接近尾声时，日本于1895年1月14日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声称钓鱼岛为“无主地”，在钓鱼岛建立国标，正式划入日本版图。4月17日中日双方签定《马关条约》，注明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条约又指明两国将按照此一条款，以及条约粘附的台湾地图，另行划定海界。试想，如果此列岛不属于中国，何言“割让”二字？不是中国败于甲午之战，又怎能忍痛割爱将自己的领土“割让”给敌国？日本人否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占领与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定有关，纯粹一派胡言口！

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和约》

国际文件有明文规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两个国际性文件，明确规定了日本的领土范围。194年1月中、美、英签署的《开罗宣言》规定：“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务使日本将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其他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开罗宣言》的上述必将实施的规定，更将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6年1月9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明确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北纬0度以南的琉球诸岛约1000个邻近小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的日本领土范围是明确的，根本不包括钓鱼岛。

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和约》美日置上述条约于不顾，1951年9月4日，美国出于冷战思维和政治原因，背着中国单方面邀请了5个国家，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这次会议完全是美国力图扶持日本、打击和孤立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在亚洲建立起冷战秩序的产物。对日和约草案的起草工作是美国一手垄断的，完全根据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思维方式。旧金山和会引起不少国家的强烈不满。例如，曾遭受日本侵略、并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印度和缅甸就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9月8日，参加和会的49国代表在对日和约上签字，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拒绝签字。

二战中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主力、也是在抗战中付出重大牺牲的中国，却因为美国的阻挠而被粗暴地拒之门外。9月1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旧金山和会是一次片面的会议，中国拒绝接受和约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朝鲜、蒙古、越南等国也发表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

60多年过去了，《旧金山和约》这个美国冷战思维孕育的“怪胎”，依然折磨、麻烦着亚洲，直到今天尚未解决的东亚领土争端，都跟《旧金山和约》有着某种联系。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庄严宣告，在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之后，朝鲜应该获得独立；日本通过侵略掠夺的中国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旧金山和约》却篡改了上述国际法文件的精神，提出“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沙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但只字不提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为美日和台湾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制造“两个中国”和缔结“日台和约”铺平了道路。美国为了当时的冷战需求，通过《旧金山和约》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分裂。

《旧金山合约》只是冰山一角，此外还有包括“美日保安条约”等相继出笼，被美国人称之为“旧金山安保体系”，协助美国进一步在亚洲地区建立了它们的霸权体系。

美、日两国私下召开旧金山会议，美国把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私相授受给日本，从而埋下**的祸根。对于美日之间私下签署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参加的所谓《旧金山和约》，中国政府早在1951年9月8日的声明中，已経指出其非法性：“据此产生的‘托管’和‘归还’，将钓鱼岛裹挟其中，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也成为中日领土之争的根源。《旧金山和约》及其他相关规定，无权涉及和决定中国领土的归属问题，不能产生将钓鱼岛主权授予日本的法律后果……”

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1971年1月0日，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日两国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美国政府也表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

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

二战以后的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停止过小动作。先是毁掉岛上的中国标记，再对诸岛重新命名，在岛上修建机场设施等。近年来，更以所谓“民间行为”为先导，企图造成一种“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再以“租借”、“接管”等所谓“政府行为”，渐进式铺垫占据钓鱼岛的法律基础，以期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鉴于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主张和侵占行为的非法性，日本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所谓“政府行为”，既无合法依据，也不构成国家权利的行使，自始即无法律效力，今后也不能产生法律效力。

1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的“领土条款”，明确规定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重申了钓鱼岛等岛屿属于中国领土的法律属性。直到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

从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发表以来，中国政府从未放弃对钓鱼岛的领土主张；从上世纪70年代起，我国民间人士屡屡登上钓鱼岛或进入钓鱼岛海域宣示中国主权。004年，月4日6点6分，在全球范围内保钓运动的感召下，保钓人士首次登上钓鱼岛。来自中国大陆的7位保钓人士，登上这块“深海中的翡翠”一一中国钓鱼岛。他们是：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胡显峰、王喜强、方卫强和殷敏洪。

009年，中国海监执法船开赴钓鱼岛，既是依法行使对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巡航执法，也是中国行使对钓鱼岛主权的具体体现。

01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7周年纪念日期间，两岸三地的7名保钓人士乘坐“启丰二号”再次成功登上钓鱼岛。中国的海监船、鱼政船、海监飞机，到我国领土钓鱼岛巡航执法已成常态化。

日本极右翼的购岛闹剧

钓鱼岛怎么落入私人之手。据日本冲绳县石垣市的文献记载：1884年福冈县出身的古贺辰四郎对鱼钓岛进行了探索。1895年1月，明治政府在该地树立了标志桩标示该岛为冲绳县的管辖范围。翌年，古贺氏获得包括钓鱼岛在内4岛的拥有权，为期0年。他在岛上开设古贺商店八重山支店，进行羽毛采集、磷矿开采、鲣鱼干制造等勾档。最繁盛时期岛上有00多人居住。

古贺死后，其亲属继承了其事业。虽然19年钓鱼岛、久场岛、南小岛、北小岛4岛被有偿转让给其亲属，但他们于1940年时放弃了事业的传承。钓鱼岛便成为了无人岛。此后，4岛又被转让给第三者，住在崎玉市他的男子所有。

钓鱼岛和南、北小岛等岛，自00年开始由日本政府设定了租赁权，于是未经由政府许可的第三者从此不可擅自登岛。据悉，为了达到“平稳安定地维持和管理岛屿”的目的，内阁官房每年需要支付450万日元的租金。

关于久场岛，从197年开始提供给日、美军训练使用，防卫省与崎玉市男子签订了租赁合同。合约允许美军将其作为试射和轰炸场使用，但是防卫省未公布租金的具体数额。

在19世纪末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从未对中国拥有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1884年，那霸居民古贺辰四郎首次在钓鱼岛上采集羽毛、捕捞海产品，他曾提出开拓钓鱼岛，被冲绳县知事拒绝。

1870年（明治三年）中日琉球谈判期间，所有谈判中，均未见提及尖阁群岛或钓鱼岛，可见当时日本政府尚未知有此岛。直到1879年，日本强占琉球岛时，才改称钓鱼台列岛为“尖阁列岛”。

1885年后，冲绳县知事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归其管辖，日本官方都顾及中国清朝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而没作答复。由此可见日方所谓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之说，根本漏洞百出，难圆其说。

石原是购岛闹剧的始作俑者日本有一个老牌右派分子、一心复辟军国主义的死硬派、东京都知事一一石原信太郎，他出于个人的卑鄙目的，从01年8、9月份，就炒作购岛闹剧。继而他与首相野田佳彦相勾结，在有关内阁大臣会议上作出决定，日本政府与所谓“土地所有者”就“购岛”事宜达成协议，将“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的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收归国有”。日政府计划从01财年预备金中拨出0。5亿日元（约合1。66亿人民币）“购岛”，并与所谓“土地所有者”签订“购岛”合同。其理由是，将钓鱼岛“收归国有”是“为了平稳、安定地维持管理”，今后考虑交由管辖海上保安厅的国土交通省进行管理。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右翼分子蓄意制造“购岛”闹剧，是想以此来敦促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改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现状，进而实现加强控制钓鱼岛的阴谋。

野田政府购岛图谋我国学者认为，日政府的此次“购岛”事件，是进行一场危险赌博，是二战之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走得最远的一次。一旦“购岛”成功，日本就将创造一个重大的法理案例。野田政府在此事上一意孤行，第一是为了创造法理案例，第二是要对钓鱼岛加强控制，第三是日本在和韩国、俄罗斯的领土争端中全都败北，为挽回支持率，野田政府要找一个途径证明自己。但是，购岛改变不了日本强占钓鱼岛的性质，也改变不了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的事实。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越是萎靡，越需要防范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抬头，越需要加强地区和全球之间的合作。遗憾的是，不论野田还是石原，还是后来胜出的安倍晋三，在钓鱼岛问题上既不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也不是中日友好大局，而是日本丑陋的党派政治争斗！

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和中国“保钓”的决心。赌博的结果必输无疑，其今日之行为多么恶劣，日后为之付出的代价便有多苦涩。领土主权事关民族尊严和国家核心利益，对日本非法“购岛”之举，中方坚决反对，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

中国钓鱼岛的领海基线

针对日本右翼分子的非法购岛闹剧，为捍卫领土主权，中国政府首次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为中国管辖钓鱼岛提供法理依据。中国政府01年11月10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199年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

领海基线，是为了测算沿海国的领海宽度和其他管辖海域宽度的起算线，基线里面向陆地一侧的水域就是内水，向海的一侧首先是领海，后面还会有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各种管辖海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为1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采用直线基线法划定，由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的外部界线，为一条其每一点与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等于1海里的线。

权威人士表示，这是中国首次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为中国管辖钓鱼岛提供了法理依据。这是加强海洋管理的一个措施，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对日本“购岛”闹剧的反制措施。在海洋管理方面，大陆1海里是中国领海，但是如果没有领海基线，这1海里的范围就不精确。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明确了管辖范围，有利于我国对钓鱼岛海洋权益的管理。中国公布钓鱼岛的领海基线，首先重申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因为根据陆地控制海洋的原则，你要拥有海域，前提必须是陆地是你的，你才能依据这个陆地再去宣布你有多少管辖海域。中国这次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直线基线，就表明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主权是我的，也声明了周围领海是我的，因为沿海国在领海里行使的也是主权。

划定领海基线的意义跟海洋法公约有直接关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了沿海国有这样的权利。公约第16条规定，如果你划直线基线，需要把这些基线的经纬度坐标点做成一个表公布出来；还要标在一定比例尺的海图上，把这个海图和坐标表制成副本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因此，中国划这个基线等于中国履行了公约国的义务，也是行使了我们的权利，维护了该海域的海洋权益。

八国联军犯华

童广俊张玉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看清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加速对中国的瓜分；一方面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震撼和激励了社会各阶层的志士仁人，纷纷探索富国强兵之路。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缺乏群众基础，运动无果而终。当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挥起屠刀时，他们只能慨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戊戌变法昙花一现地失败了。

但亿万被压迫的民众不甘沉沦，继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豢（团）运动。英勇无畏的义和团壮士挺起胸膛，以血肉之躯抵挡外国侵略者的刺刀和子弹。这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最终被中外反动派绞杀，但中国人以“可杀不可辱”的骨气，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不得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说到义和团不能不说遍布中国、作恶多端的洋教。

教会势力在中国

遍布中国的教会网络商品、炮舰和教会，是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三大法宝。它们以坚船利炮为先导，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天主教、基督教为先锋，将教会网络从通商口岸撒向中国内地，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我国近代史上的反帝爱国义和团运动，就是从反教会斗争开始的；八国联军联合犯华，也是打着“帮助”中国镇压义和团的旗号发起的。j

到19世纪末叶，入驻中国的欧美天主教、耶稣教，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多达00多人，全国建立40个教区，发展教徒80多万人。在中国境内分设北境、东南境和西南境三大教区。北境教区有大小教堂、会所886处；东南境教区有大小教堂、会所70处；西南境教区有大小教堂、会所701处，三处共计90处。这些辐射全国的大小教堂、会所，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各种侵略活动的据点，盘踞其中的洋教士，虽不乏虔诚的传教者，但大多人是口念“圣经”道貌岸然、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曾公开宣称，基督教和军队的目标一样，即“它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使之服从基督”。

这些传教士在列强的大炮和商品尚未侵入的地方，已先有了他们的斑斑劣迹。他们在上帝“圣洁”面纱的遮掩下，依仗着本国驻华公使和炮舰的庇护，干着种种罪恶的勾当。他们是一一帝国主义的侵华谋士洋教士们往往以“中国通”直接参与或策划对华的侵略活动。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人，就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美国传教士、美国使团的中文秘书伯嘉，曾鼓动美国政府利用鸦片战争之机侵华，并充当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的帮凶。德国的山东主教治泰，可以亲自晋见德皇威廉二世，就是他主张利用“巨野教案”出兵占领胶州湾的……

常驻中国的间谍传教士在中国上察朝廷政令，下图山河形势，无孔不入地刺探各种情报。美国传教士斯贝杰承认，他们“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英国国务卿斯汀生则说，我们对中国最普通的消息，都来自……这个巨大的传教运动……

图财害命的恶魔他们霸占田产，巧取豪夺，放高利贷，荒年贱月低价收购土地牟取暴利，贪得无厌地盘剥中国人民，不断引发教民田产、宅地纠纷，不惜致人于死命。英国人宓克说：“教中神父于择地建堂诸事皆极精能，且善于治产，广置田宅”。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订立后，传教士假借抵还教堂名义，在10多个省霸占大量田产。不仅如此，这些传教土凡认为有利可图的业务，无不兼营并进，包括贩卖毒品、违禁品生意。

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他们勾结地痞流盲、土豪劣绅，杀人越货、强夺人qi、横侵人产、包揽讼词、贪赃枉法、私设牢狱、称霸一方，成为清朝地方政府的太上皇。据《清史稿列传卷5》记载：“各国教士，无论有无官爵，辄与各省大吏抗衡”。山东传教土自称巡抚，以一省最高长官自居，公然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吏服从教堂领导。许多教堂建筑城堡、建立武装、自定法律、私设牢狱，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对这些无恶不作的侵略者，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坚持“袒教抑民”、“伸教屈民”的反动政策，这更助长了教士、教民的反动气焰。在官不能申理，百姓控诉无门的情况下，群众只有起来反抗。于是，反教会斗争在全国风起云涌。从1861年贵州人民揭起反洋教的义旗，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反洋教斗争大小数百起，范围遍及全国各个角落。正是这种波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最终形成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