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从“一小撮”走过来的红十月
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
也许是隐约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想理出个头绪来。太意外了，对坐牢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坐牢并没有真的发生；自认为大局已定时，却一个晴天霹雳把自己打入这样一个难以忍受的世界。
从”九.二-四绝食”算起，这一年多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不算少了。如果再往前推一点，1965年夏天就感到渴望已久的、能跟随**干革命的机会来了。当袁子斌告诉我**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将参加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这一段话时真是感到热血沸腾，一股激情在胸中不可遏止地涌动。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我们刻苦地锻炼身体，我们认真地学好每一门功课，我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每一次太阳的升起。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上二十几个同学到武汉大学游泳池游泳，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们自觉地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一路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打靶归来》等革命歌曲，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嘹亮的歌声赢得沿途不断的掌声和喝彩。
为革命而学习，我们认真刻苦主动。在一次数学课上，陆老师布置我们做书上的一道题，然后要我们上台演示，看谁的解法最简单。在她认为最简解法已经出来准备结束时，我突然悟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举手要上去演示，她有点疑惑地望了我一下后还是让我上去了。我的演示写出来，思路非常巧妙，比前面的方法都简单。课后她特地走到我座位前很高兴地对我说：自这道题上这册教材十多年来，你的解法是最简单的，之前还没见过。搞教改时，化学课的张老师问谁愿意上来讲一堂课？我第一个举手。在她的指导下，我用了一整个星期天跑书店，找资料，认真备课，那堂课同学们的注意力特别集中，效果出乎预料的好。易钟英校长，这位连续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还特地在会上说到这件事。
1966年元旦武汉市要举行万米长跑，学校先搞了一场选拔赛，初中部就只我一人参加，结果高中部参赛的大哥哥一大半都被我甩在后面。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来后，性格决定了我很关注这场火药味非常浓的讨论。文化革命的风暴吹到了学校时，我把班上运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总之，各方面我都要努力做最优秀的。可是怎么突然间我成了教育革命工作组排斥和打击的对象，把我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我一下掉到冰窟窿里。工作组还派人到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去调查，看能不能找到我成为**革命的内在原因，从一个老工人身上能找到什么？说我个人主义膨胀，跟党对着干，已滑到了**革命的边缘，离**革命只有半步之遥了，这还是因为出身好，要不然就是**革命。还要开什么会来帮助，说是把我从**革命泥坑往外拉，实际上就是往我身上泼脏水，我不承认，我不甘心，凭什么不让我革命？凭什么说我是半个**革命？难道就因为我太向往革命，太投入太专注而没有看脸色行事？难道我对党对**的感情就比谁差？“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曲《东方红》，唱得我们这一代人除了一心一意跟**走外就再没有别的念头。
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生活中饥饿像影子一样无时不在。一天放学前，一个低一年级的学生领着老师到班上来朝我一指，我被带到校长办公室，在反复盘问无结果后，班主任送我回到了家里。后来从母亲口中知道是学校出了“打倒□□□”的反动标语，那个学生指认看见是我写的。尽管班主任认为我一直是班干部，学习优秀品行端正，但为了排除那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学校和家长想了一个绝招：半夜在我睡得正香时把我喊醒，趁我迷迷糊糊时候问：有人要打倒□□□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抓起来枪毙。学校不再在我身上费力气了，转身盘问那个指认的学生，还没过几招，那学生就把真正作案的人供出来了，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对**的崇敬和对**的热爱真可以说是溶化到了我血液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没有变过，可怎么现在硬要把我往**革命圈子里推呢？记得那段时间多难，成天心里像压着一块铅，每天下午我都要跑到长江里去游上两个小时，只有在长江里劈波斩浪时，心里才能稍稍好受一点。
《十六条》我是在守桥部队的巡逻艇上听到的，那天我和高中十几个同学每人背个篮球从平湖门下水横渡长江，从大桥的第四和第五个桥墩中间穿过后，在已经离岸不远时被守桥部队发现，一个个从水里被拉到快艇上。在等待核实我们身份的时候广播响了，我听到了《**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保护少数的内容让我隐约感到事情可能会有转机。紧接着首都南下串联的学生来了，他们带来的消息虽然我闻所未闻，但却是我心底里最期盼的，北京来的东风吹去了我心里的阴云，原来在北京，**早就为像我这样的“**革命”平了反，不是我们在**革命，而是工作组在压制革命、在镇压革命。湖北大学，特别是首都南下学生联络站所在的湖大1号楼成了我几乎每天必去的地方，听他们的演说、听他们的辩论就像听革命的福音，我向他们讲述我的遭遇，诉说我的不平和苦闷。他们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不是一轮新的“反右”运动，是**领导全国人民反修防修，是**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保证中国千秋万代不变色。接触多了，我和南下“一小撮”的头头赵桂林、傅军胜成了朋友，成了他们忠实的追随者和拥护者。我第一次上北京就是住在赵桂林的宿舍里，他在下铺我在上铺，他像兄长一样关照我。
一想到赵桂林，”九.二-四绝食”前后的经历又出现在眼前。
“九.二-四绝食”我是第二天中午知道的消息。当时我正在学校看大字报，听旁边有人说南下的学生正在省委十三号楼前闹事，就跟当年的右派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9月1日湖北省委在工业建设厅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省长张体学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是坏人，运动后要划为右派，要送去劳改，说他不当省长要去当劳改队的队长。南下学生得知后非常气愤，集聚在省委宣传部所在的那栋楼前要求张体学出来为“南下一小撮”平反并回答学生几个问题。但张体学拒不出来，南下同学被迫采取绝食的措施。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心想人家千里迢迢到来武汉支持我们，人家图的什么？虽然现在赞同他们观点的人不多，但决不能让他们感到孤立，我已经是**革命了，还怕什么？声援他们去，以后说我是什么都认了。
赶到十三号楼时人还不是很多，约两百人左右，大家席地而坐，我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了下来。会场前面有一张桌子，上有麦克风，不时有人上去宣读给中央文革的告急电和对湖北省委的抗议书，高呼表达我们要张体学出来的心愿和对湖北省委不满情绪的口号。赵桂林、傅军胜等绝食火线指挥部的学生领袖慷慨陈词，赢得一阵又一阵掌声。更多的时候我们泪流满面，一遍又一遍地唱起“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
这里的人有的已经饿了一整天，喉咙早开始沙哑，到了晚上，天上飘落下一阵细细的雨点，初秋的寒气不断地袭来，对只穿着单衣的我们来说真可谓饥寒交迫，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去，但缓解后他们又坚持坐进来，曾有省委工作人员拿来面包和水，但没人理，也有人跑来大声指责我们别有用心，有一个女中学生声泪俱下地说这么好的省长、这么好的省委你们都要反，你们安的什么心？没有谁理她，我心想把你打成**革命试试看？我们怀着一腔热血，只不过是希望**的光辉也能照到我们身上，只不过是希望张体学能出来见我们一下，承认我们不是别有用心的**革命就行了。**都多次出来接见红卫兵，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赞扬我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你张体学有什么理由不出来呢？绝食持续到四号下午，虚脱的人越来越多，张体学不仅不出来，还传出消息说湖北省委认定我们的绝食行动是**革命行为。火线指挥部认为绝食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决定停止绝食，上北京告张体学去！这时参加绝食的学生已经增加到近千人。我一天多时间滴水未进，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感到天旋地转，差点倒下，走路都没有一点感觉。在身体都那样虚弱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一路高呼口号，队伍一直游行到水利厅附近才解散。
在南下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湖北省委勉强给了一节装行李的闷罐车皮让他们去北京，我准备和赵桂林他们一起去。9月6号上午我们从湖北大学列队出发，一路上我们高喊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引起沿途很多市民的驻足观望，用一种惊讶的眼光看着我们，显然没想到有人敢明目张胆地炮轰省委，这是不是右派翻天了？！
我在武昌南站被我校的红卫兵纠察队拦住，说不是南下的学生不让上车，赵桂林据理力争说上北京是**赋予的权力，谁也不能剥夺。但没用，他们不跟你讲道理，我第一次感到了道理在武力面前的无奈。我握着赵桂林的手泪水直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车。在我极度失望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说他是湖北大学红八月的叫贾培培，问我还想不想去北京？贾培培当时是湖大有名的“一小撮”，他曾贴出大字报，一个人要和湖大的官办“文化革命委员会”辩论。我成天泡在湖大，当然知道这人，只是未曾接触过，一听说是贾培培马上就有一种完全的信任，感到有了希望，连忙说当然想去。他说你照我说的做保你能去北京。我问怎么做？他说你先假装朝车站外面走，趁那伙纠察队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返回来藏在车站的花坛里，然后再听他的安排。照他说的我返回后躲藏在花坛足有半个多小时，贾培培就像没事人似的在附近踱来踱去，突然他走过来说快出来上车。这时汽笛已响，那伙纠察队以为已胜利完成任务，撤一边去了，我在最后一分钟跳上了火车，当我再次握着赵桂林的手时忍不住又一次想流泪。
终于到了北京，那种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像我这样第一次到北京的人。为了满足我们要看看**的愿望，接我们的大客车特地从**前走过，没想到**远没有我们在电影的画面里感觉到的那样大，不少人脱口而出：比想象的小多了。
9月7号晚上，周总理、陶铸等中央首长在中国人民大学操场接见了我们。当时在场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数千人，大会组织者特地把来自武汉的我们安排在了最前面，景仰已久的中央领导人就在我们面前。周总理最先讲话，当我听到“你们昨天的大会，因为我们没得到消息，没传到我们手中，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白白等了八个小时，我们觉得很抱歉，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马上决定开这个大会”时，对比在“9.-4绝食”事件中湖北省委的态度，我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周总理儒雅的风度使我着迷，他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神韵和丰采只能用完美来形容，那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北京走了几个学校，感觉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都是自由的，完全没有了在武汉所感到的那种压抑。
9月8号陶铸接见傅军胜等九名南下学生的代表，他批评了湖北省委对待南下学生的态度，作出了明显有利于“一小撮”和“少数派”的三点指示。
带着胜利的喜悦我们回到了武汉。我们人还没到，陶铸的三点指示已经传遍武汉三镇，少数派有点要翻身的味道。但没过一天，铺天盖地的传单和大字报说我们是造谣，湖北省委拿出了内容完全不同的陶铸四点指示。陶铸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仅次于周总理的第四号人物，无疑是湖北省委在造谣。这样我们同湖北省委的对立情绪更大。
在湖大期间，结识了不少支持南下“一小撮”的中学生，人数也不算少，只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不能形成战斗力，几次酝酿成立武汉市的中学生“少数派”组织，但最后都没有结果，我感觉到这是由于没有根基的原因，建立“少数派”的组织要从自己的学校开始。这想法和我校的许多“少数派”不谋而合。《红十月造反公社》已是躁动腹中的婴儿，诞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1966年10月１8号下午，在原外语教研组的办公室里，我们十几个“少数派”的学生坐在一起，从初三到高三的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正式商讨成立自己的组织。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为了不给对方辫子抓，尽管我们对“血统论”是不赞成的，但还是注意了对这十几个人出身的了解。
我们是在行使**给我们的神圣权利：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革命。这是一批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都想有新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边说边议：
“成立组织总得有个名字，先把名字定下来。”
“当年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和巴黎公社的原则，我们的组织要以巴黎公社为蓝本，不要叫什么战斗队，就叫公社。”
“**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湖北省委的反，这个公社叫造反公社。”
“现在是十月，这个公社是十月诞生的，就叫十月造反公社。”
“十月是红色的，共和国就是在十月诞生的，前面要加个红字，叫红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字好，有气势。”
“我们这个组织是红卫兵组织，这点也应该表示出来。”
“我们要和“三字兵”区别开来，红卫兵前面要加上**思想几个字，我们是**思想的红卫兵。全称就是《红旗中学**思想红卫兵红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称大家一致通过，这些“一小撮”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再不是一盘散沙了。有人接着说那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呢？
各种意见又出来了：
“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我不同意。十六条都说了要保护少数。多数人错了怎么办？”
“这话是不错，但总不能一个集体按少数人的意见办吧？”
“如果少数只能服从多数，那我们这个公社连出生的可能性都没有，少数人的意见要在公社的决议里完整地表现出来。”
“一个组织总不能没有一个集体的态度和意志，把两种或几种意见都拿出去那还有什么战斗力？”
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何儒非说：“我看是不是这样，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
有人提出疑问；“协商的结果能够一致当然没话说，如果不能一致怎么办？”
“协商一致这个原则好。坚持这个原则至少可以避免以势压人，可以让少数人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我们这个组织一定要坚持民主的原则，我们都是尝过以势压人的苦头的，不能让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重演。”何儒非接着说。
“那还是没有回答无法一致的时候怎么办的问题。”提这问题的人显然也在认真思考。
“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时候，可以这样，公社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不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且还不要求他们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去行事。”
“那这样我们就不是一个战斗的整体，随时都有分裂的可能。”有人插话。
“我的话没有说完，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要以大局为重，相互尊重，对事不对人，要勇于坚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错误。只要是出于公心，分裂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何儒非沿着他的思路继续往下说。
没有人再提出新的疑问。
“今天可以只形成一个初步的意见：不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不允许多数压制少数，强调协商一致的原则，实行一段时间后再修改完善。”何儒非也给他的意见留有了余地。
“我看可以，同意。”不少人说。
“那下级服从上级呢？”有人问。
“提议不设负责人，不存在下级服从上级的问题。大家轮流在办公室值班，处理公社的日常工作。”这是高一的一个同学的建议。
“这样行不行？”
“你做都没有做怎么知道不行？”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分成头头和普通成员后,时间一长头头会染上官僚习气，会脱离群众，普通成员会产生依赖性，革命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会消褪乃至消失。实行轮流值班，不设固定的头头，一不会产生特殊化，二能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一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道理，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原则，我赞成。”
“那是不是我们表决一下，同意的举手。”
几乎全部都举起了手。
出乎预料的是轮流值班制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还是用直接表决的方式选出了公社的勤务组。在实行轮流值班制的过程中发现我们最初的美好愿望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权威、稳定、高水平的领导核心。不过轮流值班制仍不失为一种很有益的探索和尝试。那种发自内心的对民主的追求和向往，使说服决不搞压制成了红十月的一个传统。可以争论但决不争吵，任何人自觉不自觉的想以势压人都没有市场。
《红十月造反公社》诞生后不久，就干了两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事。
第一件事是在成立不久后的十一月中旬，我带队的《红十月》北上小分队在北京策划了一张震动京城的大字报《江城质疑——王□□你究竟要干什么？》。大字报首次披露了王□□1959年跟随**回韶山后写的那首“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的诗。当时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对王□□的仕途可能是致命的。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这张大字报，谁能肯定十年后被抓的不是“五人帮”而只是“四人帮”呢？。
第二件事是在“工人总部”被打成**革命组织、“.**逮捕”后的一天，我们突然看见何儒非挥动着《红十月造反公社》的旗帜，一个人在大操场里游行。在春寒料峭的早春，尽管四月初的江城这时还是北风瑟瑟，《红十月》的大旗让大家快冷下去的心一下子热起来，被压抑得太久的激情一下子被何儒非的举动点燃了，没人号召，一个、两个、三个……大家纷纷跑出来加入进去，很快变成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我们走出校门，游到中，游到中，游到华师一附中，游到水院，游到钢二司司令部所在的武测，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唤起的都是久违的激情和歌声，口号由“向红十月的革命小将学习”、“向红十月的革命小将致敬”的喊声渐渐演变为“坚决为‘工总’翻案”、“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誓死保卫**”、“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沿途不断有新的队伍、新的旗帜加入进来，甚至本来站在路边观看的群众都情不自禁地走了进来，彼此握握手，就高呼口号共同前行。最后竟成了一支近万人的大军。数不清的红旗迎风招展，望不到边的洪流滚滚向前，长龙见首不见尾。在那万马齐喑的日子，红十月发出了江城第一声激情的呐喊，并得到了三镇震天的响应。在春寒料峭的江城，这支队伍告诉人们：石在，火种就不会灭。
在事隔三十八年后来看，在这支大军中的人们未必十分清楚他们究竟在干什么？究竟要干什么？什么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这点至少是不清晰和不明确的。其实他们仅仅只是想有一个稍许宽松一点的环境，只是希望能在学习和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不要动不动就被人戴上大帽子打成“**革命”而已。这种潜意识里的需要和**的号召一拍即合。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数不清的按照自己意愿成立的群众组织才破土而出，人们才会有第二次解放的强烈感受，才能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大中城市出现过的老百姓冒着风险，自发地捐钱捐物支持造反派的感人场面，也才会有人切实地感到用了十几年的金科玉律不灵了。而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当权者将文革变成了一个让老红卫兵无法无天、横冲直撞的平台，普通的老百姓都担心或者已经成了游街或抄家的革命对象。
红十月的人好像都有一种英雄情结。
何儒非在动不动就要你死我活的年代能够提出“协商一致”的原则、在万马齐喑时高举大旗迎风一挥发出压抑已久的呐喊是英雄情结；宣传队的十几个洋娃娃般的少男少女拿起长矛慷慨赴死是英雄情结；燕妮丹面对癌症泰然处之是英雄情结。他们这样做时根本没有想过“英雄”二字，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不论前面是什么在等待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与英雄情结相伴的往往是难以预料的承受之重。
有英雄情结的人都是在危难之中显身手，印证了一个诗人说的话：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往往低调，很少有什么豪言壮语。他们义无反顾，往往付出的代价极大，最后的结局能够称为悲壮就属于善终了。“1.5事件”应该说是红十月这个集体潜意识中的英雄情结的一个集中表现。为了这个英雄情结，红十月人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
富有朝气和追求的红十月，高墙能把我的人和你隔开，但不能把我的心和你分开。这一年多的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这一次我也同样能走过。
没有英雄情结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很早我就这样想过了，但认识到只有英雄情结却缺少理性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并且可能更危险，却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认识到这一点经历了一段太漫长太艰难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