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初生牛犊不怕虎
放风了。一声吆喝把我拉回到现实。
脑海里立即出现了在电影《红岩》中看过的情景：在一个狭小的院子里，一群囚徒迈着沉重的步伐，有的还戴着脚镣，他们排着队，默默地缓慢地转着圈，还不时朝天望一望，相互交换一下眼色。
真是不可思议，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今天，这怎么会是我要面对的现实？听见外面开门关门的声响越来越近，一个计划突然涌上心头，在短暂的考虑后决定实施。
这间牢房的锁有响动了，看守在外面开门，门闩刚一拉开，我就用力一推，接着人就冲了出去。开门的看守没一点思想准备，见突然有个人冲出来，吓得他往后一退，很紧张地说你要干什么？牢房里面的人也吃了一惊，等着看我怎么样被收拾。
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你们搞错了，我要和警司联系。
他急忙拦住我说你先进去，等放完风再说。
我有点咄咄逼人地说我不进去，你们怎么能把我关在这里？你们知道我的情况么？
他说我不管你么情况，你跟我进去。说着他动手拉我，但我犟着不动。
那个看守拉了几下也没有拉动，这大概是他当看守多年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情况，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看看我，又看看正在放风的囚犯，没有再拉，把门关上后，接着去放其它牢房的风，丢下我一个人站在走道里。
走道中央是一排地窗，透过地窗可以看到楼下的情况。
楼上楼下的牢门不断地开开关关，里面的囚徒不断地进进出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人还戴着脚镣，每走一步都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动作迅速，急急忙忙地在看守的呵斥声中干着倒马桶、洗衣服、打冷水等必须要在外面厕所里才能干的事。
我像在观看一条怪异的流水作业线。
在监号里面只是面对十来个人时，一时没什么太强烈的感受，现在一下面对几百个迥然与以前所见过的完全不同的人，在近乎恐怖的气氛里，为最简单的生存而慌忙的动作时，眼前的这一幅幅画面让我感到震撼，几乎每一个沉重的关门撞击声都在敲打着我的心房，脑海里不断闪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就是专政？在专政下的人就是这样一副模样？在这样一间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里他们关了多久？他们在这里面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怎么样渡过的？不清楚他们是心狠手辣的歹徒还是飞檐走壁的大盗，但可以肯定他们原来都是桀骜不驯之徒。但此时他们在看守面前一个个低眉垂首，唯唯诺诺，看守的每一个呵叱都能像鞭子一样在他们身上发生反应，这能看出他们过去的模样来么？谁能想象在这无声无息不起眼的二层楼房里关了好几百号人？这些人与世隔绝，不喊不叫，像物品被放在仓库里一样，被拨弄来拨弄去，又像绵羊一样显得那样驯服，甚至看起来有点可怜。
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世界人在里面完全变了形的世界，这就是专政，这就是专政的威力，我不禁有点感慨。同时我也搞清楚了这里的放风就是倒马桶，顺便可以洗衣服和弄点冷水回来，和《红岩》里的放风不是一回事。
所有监号的风都放完了，那个看守过来把我带到了一个预审室。
他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和颜悦色地说有么事你说吧。但骨子里的那种审问犯人的味道还是让人感到不舒服。
我说我是红旗中学的造反派负责人，红旗中学就是原来的省实验。
他说这个我晓得。
我想这里离我们学校很近，就问他那我们学校的事你听说没有呢？
他说听说过。
我想听说过就好，就向他做宣传工作。告诉他我们打死的两个是流氓，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是为民除害，是正义的革命行动。把我关在这里是错误的，警司肯定不知道，**都说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你们怎么能这样关我？我要和警司联系。
心想和你多说也没用，两个月前周总理陪同谢胡来武汉时的欢迎宴会上，警备区的张绪副司令员和我就坐一个桌子上，一口一个革命小将，他们怎么会把我关在这里呢？他们肯定不知道。
他说我们这里只是一个看守所，不能和警司联系。
我说怎么不能联系？一个电话就过去了。
他说我们有制度，要一级一级上报请示，只有分局领导才能和警司打电话。
我说那我和你们分局的公安联司头头通电话。
他说这个我作不了主，我要请示这里的公安联司负责人。
我说你不要推，今天不和警司联系上我是不会进去的。
他说你不进去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说这话时他的面孔板了起来。看守的耐心总是非常有限的，今天他能这样已经是破天荒了。
我毫不示弱地说随你的便。心想已经在里面呆了一个晚上，我不能再在里面呆下去了。
见我不吃硬的，他又给我讲起了道理，说你不要跟我们过不去，把你关在这里又不是我们决定的，这里面关了几百犯人，你这样搞，万一有人趁机暴乱怎么办？
我说你们搞错了，肯定是当中哪里出了问题，我要和警司联系，怎么是跟你们过不去呢？
他说这样，我们帮你联系，你先进去耐心等一下，一有了消息我马上告诉你。我总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外面，你说是不是？
我说那好，我相信你，但是要快。
他的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没有理由不作让步。我随他走到监号门口，他打开门我走进去，门在背后关上，一屋的人都很惊奇地看着我。
那个组长很关切地问没吃亏吧？
我不解地说吃什么亏？
一个老犯人说我们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敢像你这样往外冲的，以为一顿暴打肯定跑不了，而且脚镣手铐还要砸上身。
那个组长说当时门一开你往外冲时，我们就猜那大皮靴肯定要重重地踢上来，没想到你一点事都没有。只听说造反派利害，以为是瞎传的，看来是真的。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也不屑于跟他们说，此时心理上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我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跟他们说得清楚文化大革命？说得清楚革命造反派？没再理他们。心里只是在盘算如果到了下午五点钟还没有结果，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回到监号不久，就开饭了。听组长说这是早上九点钟的一餐，下午四点钟还有一餐。
靠门右下角的一个小洞被打开，一个特制的漏斗伸进来，几瓢开水顺着漏斗流到了里面的木桶里，那个组长用手中的杯子给凑过去的每个人舀了一杯，看来这里的开水不是想喝就喝的，最后他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他说喝一点身上暖和些，我想想也是，走过去要了一杯。怎么喝到口里味道怪怪的，就像一个什么都装的木桶在放置多年后，简单的涮涮又拿来装的开水一样，一股说不出的气味让人喝了想呕，后来听说这开水是蒸过饭的。
一个稍大一点小方孔又被打开（后来知道叫风门），外面递进来几摞用搪瓷碗蒸的饭。
一数不对，里面的人连忙说老师傅，还差一钵，昨晚又来了一个，我们是十四个人。话语里透着一种谦卑。
“过开。”一声呵叱让里面的人赶紧闪到一边，一双眼睛出现在风门前，转动的眼珠把里面扫描了几遍后，一钵饭又递了进来。
紧接着一个盛着大白菜的勺子伸了进来，里面的人早已准备好，一个木盆就在风门下方接着，一勺、两勺、三勺、四勺。最后一勺要少一些。
“老师傅，我们加了一个人，您打的还是和昨天一样多，加一点吧。”是一种乞求。
“狗日的，四个人一瓢，老子给了你十五个人的，你还不知足？”一个手中有无限权力的大人在广施恩惠后训斥贪得无厌的小民。
“您是个大好人我们心里都有数，只加点汤好不好？”里面用讨好的语言缠着不放。
“狗日的，就饿得那狠？一点汤都是好的。”说归说，勺子还是伸了进来，几片菜叶和着一点汤水倒在盆里。里面人的脸上显出如愿以偿的神色。
十四钵饭平放在地板上，有人拿出两颗骰子一掷，就按着某种顺序一人端了一碗，分好的菜也是按照刚才的方法拿。对眼前的这一切我都不理解，不过没几天，饥饿就让我明白了所有的答案。
组长递过来一份，我完全没有食欲，一口菜汤在嘴里难以下咽，就丢在一边就没再理，只是坐在一旁冷冷地有点不理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那个组长在几次试探后见我真的不吃，很高兴地和几个人分了。
不管是狼吞虎咽还是细嚼慢咽，最后都是意犹未尽地放下碗。值日的负责洗碗做卫生，其它的人则坐在各自的铺盖上，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窃窃私语。
“没有**没有新中国。”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阴阳怪气地反复哼着《没有**就没有新中国》中的这句歌词，不知他是不是有意把就没有新中国的“就”字不唱，让人听着别扭、不舒服。并且他一边唱一边还不时带有某种挑衅意味地朝我看一眼。
我问坐在旁边的组长这个人是搞么事的？
“**革命，关了十八个月。不管为什么事进来的，时间长了，思想都是有一点的。”大概组长察觉到了我心中的感受，作了一点解释，最后的“反动”二字他省略了。
十八个月？我很有点吃惊。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关了十八个月，简直不可思议。我回忆十八个月前我在干什么，这十八个月我经历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这十八个月对我来说经历的事真是太多、太丰富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文化革命的风风雨雨，几天几夜都说不完，要写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而这十八个月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零，只是一个画面单一的重复，太可怕了。心里暗想：如果我要像他那样关十八个月，我肯定会一头撞墙死掉。
“各位同犯安静一下，现在开始学习。”组长在发话，窃窃私语的停了下来。为什么叫同犯？我感到有点纳闷，一时也不好问，就静静地听他说下去，这样也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昨天政府把我叫出去谈了一下话，问了一下号子里面的情况，每个人我都是挑好的说，确实我们号子里也没有什么事。我只是说关的时间太长了大家都有点受不了，都希望政府能快点解决问题。政府说现在外面都在搞大联合，快了。大家有么想法，每个人都说一下。到时候政府问我也好有个回话。”
顺杆爬的，发牢骚的，说俏皮话的，言不由衷的，干脆一言不发的，稀奇古怪，说什么样的都有。号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我问组长什么叫同犯？谁是政府？他说这里不能称同志，同志是在革命人民中间用的，这里的人都是犯了法的，只能相互称为同犯。政府就是这里的看守。我一边笑着对他说我可和你不是同犯。一边想一个看守也能代表政府？不过这句话放在心里没有说。他一下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我这样说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其实我对他还蛮有好感，是他的安排我昨晚才没睡在马桶边。
中午十二点铃声响了，见他们都把铺盖打开睡午觉，我也跟着来，这次我睡不着了。从昨晚九点到现在已经十五个小时了，十五个小时是整整九百分钟，已经过去了整整九百分钟，学校现在的情况怎样了？革委会现在在干什么？何儒非、柳英发在干什么？我的那些亲如手足的战友们在干什么？他们一定没闲着，特别是我的几个至交，像舒国良，燕妮丹，司子林，汪文博等，我想他们一定比我还要着急，我被抓他们肯定知道了，屈伟和慧君肯定通知了学校，只是不清楚我现在的处境他们知不知道？大概他们不会想到我现在和五花八门的罪犯关在一起，要是能传个信出去就好了，里面外面一起使劲局面的改变肯定会快得多。想起来了，昨晚那个警察说是代表警司，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像是假的，他没这个胆子来假传圣旨，如果真是警司的意见，要解决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想到这里，心里有点沉。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坐以待毙，只要能和警司通上电话，我就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做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一个下午都没有任何消息。
尽管饭菜难以下咽，晚饭我还是全部塞到肚子里去了，晚上我还有个计划要实施，再说人也确实有点饿了。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不能再等了。在监号其它人的劝说下一开始我没有采用踢门的方式而是喊报告。一声、两声、三声，我接连喊了七八声，没一点反应，就忍不住用脚“轰”的一下踢了隔断两个世界的牢门，有反应了，听见有人喊谁呀谁呀造反了？！接着有人拎着钥匙叮叮哐哐地跑上来。
我大声说是我。
门开了，一个看守指着我说你给我出来！
我大步走出门，这正是我期待的。
他把门关上后大声说不要以为你是造反派我们就不敢整你。声音之大给我感觉像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要我坐下后，不等我开口就说你的事我们都知道，我也是造反派，我们怎么会抓你呢？你的事是警司直接搞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代管，你这样闹一点用也没有。
他的态度和刚才判若两人。
我说有没有用我心里清楚，我也不想闹，但把我关在这里不理不睬已经整整一天了，退一万步说，我就是犯了错误也是革命小将犯错误，这样做是亲者痛仇者快，是在长哪个的威风灭哪个的志气？你跟警司打电话，就说李乾在里面闹，要见张绪。
他说你说要见就能见？我们只能向上反映，见不见我们说了也不算。这样，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你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能满足的我们尽量满足。你就不要再这样闹了。
想来也是，能跟他们闹出个什么结果来？只要让警司晓得我在闹、在同他们抗争就行了，他们总会出面的。
我说你们要告诉红旗中学说我在这里。
他说好，我去跟分局说，这个归分局管，要分局派人去通知。
我说一床被子怎么睡觉？我还要一床被子。
他说这个没有问题，马上给你，给一床新被子你。还有么要求？
我说就这。
他说回去不要闹了，我们这里是专政机关。关了几百号犯人，出了事不是好玩的。
看来要在这里呆第二个晚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