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朝称制
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刘盈大婚后的第二年，又是一个奇事频出的年份。
五月，大旱。这旱灾不同往常，从入春以来滴雨未见，赤地千里，江河溪谷断流。关中一带飞蝗骤起。那蝗虫闹得邪，仿佛一夜之间，从地皮里钻出满地黄豆粒大小的肉粉粉的小蚂蚱，这个东西越聚越多，成千上百个草垛般的蝗虫团在大地上滚动。不几天，它们就长了翅膀，飞起来像一团团乌云，遮天蔽日，凡是有点绿色的东西，不管是庄稼还是树叶，全被它们悉数吃光。甚至连屋檐上的茅草，都被吃掉了。它们飞起来时发出一种闷雷般的声音，这声音让人毛骨悚然。从正月里，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修筑长安城，因为这突然的灾异，工程也不得不停下来。
十月，关中地区的桃李却又在一夜之间开出了满树鲜花。料峭的寒风中，白雪皑皑的大地上，那一树树灿烂的桃花李花分外妖冶夺目。枣树也结出了一树树青青的枣实。
整个季节完全错位了。
民间自然又有许多流言。最普遍的说法是：吕后乱国，才有阴阳颠倒之兆。方术家以为木是阴类，桃李枣树在非常的时令开花结果，预言着女主临朝。
吕后却认为，桃李在反季节开花，枣树在反季节结实，正是祥瑞之兆。
她让樊哙去问陆贾：“自古以来，君主都说是受命于天，说有瑞应之事，这是真的吗？”
陆贾的回答也很巧妙，他说：瑞应这样的事吗，大概是有的吧。眼皮跳，就会有酒饭吃；灯花闪，便会获得钱财；喜鹊吱吱喳喳叫，表示有客人到了；蜘蛛聚到一块表示诸事吉利。既然这些小事都有征兆，大事也应当是这样。所以，眼皮跳就祷告，灯花闪就拜谢。喜鹊叫就喂食给它，蜘蛛聚在一堆，就听之任之。何况这天下最宝贵的东西：皇帝的宝座，不是有天命怎么能够得到呢？祥瑞，就是宝物，就是凭信，没有宝物作凭信，只凭借力量是不能够得到的。
说了这么多，还是闪烁其词，但陆贾又很智慧地提出警告：皇帝的宝座，不是有天命的人是不能轻易得到的，轻易得到了就是不祥。
可惜，樊哙和吕后谁也没有把这一点悟透。
倒是陆贾自己识度宏深，不久他就借口身体不佳，告老还乡。他给吕后打了个报告，请求到雍州好畴——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乾县一带——去安家落户，这个请求得到了吕后的批准。陆贾于是带了家眷离开长安，过闲云野鹤的日子去了。吕后自己也遇上了一些麻烦，首先是南越王赵佗，本来已臣服汉室，但又听说他准备自尊为“南越武帝”，大有与汉朝廷平起平坐之意了。
其次是蜀郡苗民扯起了造反大旗，让围剿的政府军很伤脑筋。
最大的麻烦来自北疆匈奴。刘敬的和亲，对野心勃勃的冒顿单于只起到了暂时的安抚作用。冒顿对汉中原地区的觊觎年年升级，如今他又磨拳擦掌，准备卷土重来。他派使者给吕后送来一封信，大意说：“我这个孤独寂寞的君王，生于草莽大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我也曾几次留连于边境，很想到中原地区玩玩，你现在死了老公，我也是光棍一人，咱们这两个一国之王实际上都不快乐，咱们怎么能够快乐起来呢？愿以我所有的，换取你所没有的”。
这哪里是国书，分明全都是轻薄不堪的污辱之词。
吕后读了这封信，非常生气，很快就把将相大臣们全都召来，让大家传阅这封信，问大家对这事该怎么应对。她的意思是斩杀匈奴来使发兵讨伐这狂妄的冒顿。
曹参不说话，看着周勃；周勃也不吭声，看着季布。季布默默看着赵尧，赵尧又把目光投到樊哙身上。
这个时候，樊哙不能不表态了，他瞪圆双眼，拿出了在鸿门宴上的架式，大声说：我愿意率十万兵马，征讨匈奴！
这句话刚落地，一直不吭声的大将季布说话了：“哙可斩也！”——樊哙如此狂妄，该杀。季布的理由是：当年匈奴困高皇帝于平城，你樊哙也在前线，你手下有多少兵马？整整三十二万呀，三十二万兵马尚不能解高祖之围，你现在说有十万兵马就能平定匈奴，这不是吹牛皮又是什么？当前我大汉尚未抚平战争创伤，将士们在战场上受的伤还未痊愈，你还想把天下带入**之中啊？
接下来季布又说：那些骚鞑子本来如同禽兽一般，他们说好话，你别高兴，对他们的那些恶言恶语，也用不着生气和他们计较。
吕后看清楚了，众大臣将相谁也不愿意出兵雪耻，就连樊哙也立时没了底气，一言不发了。
无奈，吕后只得把谒者张释召来，让他代写了一封字斟句酌的回信，信中说：“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敝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敝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意思是说，单于您不忘我们这敝陋的地方，真让我们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现在我年纪大了，气力衰弱，头发牙齿掉了不少，走路也不能有正常的步态，没有办法满足您的欲望。我们这敝陋之地也一直没有冒犯您，还希望您能宽宏大量。
听听，这像什么话？堂堂大汉对一个蕞尔小国自称“敝邑”，求人家放一马，而且说自已年老色衰，配不上人家，不能满足对方的欲望，真是把脸丢尽了。除了这封言辞卑下的回信，又选了宗室女子，嫁给冒顿单于去再次和亲，还送上马二驷，车二乘以表尉问。
大概冒顿单于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笑纳了美女车马，遂不再挑衅，北疆又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
这年八月，相国曹参去世了。三年的太平卿相，他以近乎颓废的方式，维持了一个大国政局的稳定。
按照刘邦生前的安排，安平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和陈平怎么当左右相国呢？王陵是大老粗，对政务几乎一窍不通，陈平呢，他几乎是一个“曹规陈随”的范本，不但学习曹参每天呼酒买醉，还喜欢泡在女人堆里胡混。这也正是吕后所希望的。因为他们心里再清楚不过，吕后对这班元老重臣是永远不会投信任票的。舍此，他们将不能自保。
惠帝六年，舞阳侯樊哙死了。任命周勃为太尉。不久，在这个最高军事长官的名单上又加上了在荥阳驻军的灌婴。
前前后后，周昌、傅宽等元老重臣一个个相继离世，吕后压在心上的石头一块块被搬掉。
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八月，惠帝驾崩，可怜他还在二十三岁的英年。
惠帝死了，张皇后尚在年幼，没有来得及生下太子，还是吕后出了一条计策，从后宫美人所生的婴儿中抱来一个领养，取名刘恭，立为太子。而刘恭的生母，却被吕后派人暗中杀掉了。惠帝驾崩，刘恭即皇帝位。由于他尚未出幼，所以朝政就由吕后主持，吕后从此临朝称制。
为惠帝发丧时，吕后只是扯着嗓子干嚎，眼里却没有一滴眼泪。
这个情形，让在一旁守灵的张良的儿子、侍中张辟疆看到了。张辟疆虽然只有十五岁，却大有乃父之风，聪慧过人，他看到这个情况，就对在一旁的右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皇帝这么一个独生儿子，现在皇上驾崩，太后虽然哭却没有悲意，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陈平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张辟疆说：“先帝没有留下年龄大一些的儿子，所以怕你们这些元老重臣会制造麻烦。君相如果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接管禁卫军南北军的防务，并且把吕氏族人都入宫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您们这班元老重臣也就不再会有危险和祸患了”。
陈平心里说：这小子真是人小鬼大，没想到他小小年纪，竟然眼光这么毒。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他和王陵商量了一下，王陵这人本来就没什么主见，全听陈平安排。于是就按张辟疆说的行事，吕后这才声泪俱下地哭起儿子来。
从此，吕后从皇权的帷幕背后成功地走向了前台。
“垂帘听政”和“临朝称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垂帘听政”尚有辅政之名义，不参与裁决（实际上吕后既是参与者又是决策者），而“临朝称制”就不同了，“制”即制书，是皇帝所颁示的“制度之命”，即皇帝发布政令时的专称，既使太后或皇后，也是不能随便称“制”的。称制就是直接代替皇帝行天子之权，就是当国皇帝。从这个角度上说，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
吕后临朝称制，持续了七年的“东朝”终于改为“大朝”。
称制之后，“号令一出太后。”
从此，群臣奏事，要抄写两份奏章，一份呈太后，一份呈少帝。但其实所有的诏书都要由太后颁布，所有的文件都要由太后来批复，所有的官员都要由太后来任免。
吕后首先做了哪几件事呢？
加强了对诸侯王国的控制，从丞相到诸卿等二千石官员，由朝廷任命。汉初时诸侯王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在诸侯王官员中，只有丞相属中央政府配置，御史大夫及诸卿都由诸侯王自己任命。这种状况到吕后主政时就彻底改变了。
确立监察御史制，加强对郡级的反贪监察监督。西汉立国之初，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居主导地位，对郡的监察工作长期以来比较放松，而且在制度上也较为混乱。惠帝三年，“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词讼，所查之事凡九条，监者二岁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其后诸州复制监蔡御史。”（《通典·职官十四》）这里提到的“三辅郡”，应是“三辅”与“郡”。所谓“三辅”，即京非尹、左冯诩、右扶的合称。这项制度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大。文帝十三年，由于御史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出刺，并对监察御吏进行监督，完善了反贪监察制度。
监察御史奏事的九条包括什么内容呢？据《玉海》卷六十五引《唐六典》，为“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徭赋不平”、“吏不廉”、“吏苛刻”、“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当服”。这几条应该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监察法了。惠帝执政时，“号令一出太后”，所以吕后是中国监察立法的第一人。
汉武帝设刺史时手订六条监察法，规定了刺史监察工作的六个方面：“一条，强宗豪右田宅愈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求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这六条即是把前九条加以归纳总结而成。监察立法，吕后实开了先河。
第三、改变了建国初的赐爵制度。刘邦在建国之始，坚持以军功取爵的原则，这是从立意到形式对秦代爵制的继承。从惠帝即位之初发布的诏书上，就对秦以来以爵帛赏军功的建爵制度进行了改变。赐爵的条件不再以军功为主，并且把民爵与吏爵分开，也逐步取消了以爵级制赐田的旧例。这些体现了新政治的特色。
第四、让各郡县、侯国推举“孝、悌、力田”者，也就是模范百姓，予以奖励，免除他本人的徭役。
第五、轻徭薄赋，采用“十五税一”的田赋政策，即按十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农业税，这个税额比秦时的“泰半之赋”大大降低。
第六、复员士卒，对复员人员予以妥善安置，在关中务农者，免除本人十二年农业税，去其它地方者，免除本人六年农业税。军吏士卒按军功赐爵。
第七、从彻侯到庶民，按等级分给房产。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吕太后为首的汉朝廷曾颁布了一项实施全民分配房产的文件，那次全国性的宅田大分配规模宏大，大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意味。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所保留的文本，那次大规模的“福利分房”可谓空前绝后，现在我把原文抄录在这里：“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袅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伍、庶民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由于这份文件发现较晚，且属稀见文本，所以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这份文件的珍贵，在于它是吕后执政时期所推行的惠民政策的“元记录”。
文件中规定的分房范围中，首先从有爵位的分配。我们现在可以确知，中国最早的爵位等级制度是战国时的秦国所建立的。商鞅变法时期，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二十等爵位制，以二十为最高。二十等爵从高到低依次是：二十级彻侯，十九级关内侯，十八级大庶长，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六级大上造，十五级少上造，十四级右更，十三级中更，十二级左更，十一级右庶长，十级左庶长，九级五大夫，八级公乘，七级公大夫，六级官大夫，五级大夫，四级不更，三级簪袅，二级上造，一级公士。彻侯为二十等爵中之最高一级，汉代彻侯，在武帝时为避武帝刘彻名讳，改称通侯，又改称列侯，有征收封邑租税之权，征收租税按初封时划定的户数为范围，大者户以万计，小者户以百计。彻侯一般住京师，而不住在其封地，其封地行政仍由中央政权所派的相去掌握。关内侯位在彻侯之次，也有在规定食邑户数征收租税之权。其下的大庶长、驷车庶长、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也就是从第九至第二十级，皆称为“官爵”，又称“高爵”。五大夫是官爵最低的一级，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19年），秦始皇到泰山封禅，遇到大风雨，他在一棵松树下避过雨，后来就封这棵松树为“五大夫”。所以后世就称松树为“五大夫”了。可是因此也造成了一些误解，认为“五大夫”指“五棵被封为大夫的松树”。后泰山种五松，立石曰“五大夫”，即是这一误会的体现。一般的庶民和小吏，最高的爵位只能到第八级“公乘”，从“公乘”到“公士”，就算是“民爵”了，又称“低爵”。
汉承秦制，在形式上承袭了秦的爵位制，实际操作上又多有改良。比如汉初“公乘”、“公大夫”仍然算是“高爵”，《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释“公乘”：“言其得乘公家之车也”。“公大夫”也称“七大夫”，与“公乘”一样，可以分封有食邑。到了汉文帝以后，又沿秦制，改以九级五大夫以上为高爵，仅得免役，公乘以下仍需服役，汉明帝又下诏规定，赐民爵不得超过公乘。在吕后颁发的那份文件中，公乘和公大夫仍算高爵，公乘的分配标准是二十套标准房，公大夫的分配标准是九套标准房。至于那份文件中的公卒、士伍和庶民，则是没有爵位的士兵和平民。而“司寇”和“隐官”，则是服轻刑的罪犯。
这份文件表明，不论是最高一级的彻侯还是最低一等的囚犯，只要你没有被剥夺大汉公民权，都有享受政府福利分房的资格。
而且，此次福利分房面积之大，让我们今天看起来也是十分惊人的：“宅之大，方卅步”。什么意思呢？是说一套标准化的住宅长和宽都是三十步。“步”不是我们今天用双腿迈出一步的长度，它是一个度量单位，按西汉时的标准換算，一“步”等于现在1。4米，那么长宽各三十步就是180平米，这应该是包括了院子的面积的。彻侯分到的是105套这样的标准房，共合19。11万平米，差不多等于一个社区了。关内侯可享受95套标准房的待遇，总面积也有17。9万平米，也差不多是一个社区。大庶长、驷车庶长，总面积都不低于16。万平米，大上造略少一点点，总面积也在15万平米，右更、中更、左更都不低于14万平米，差不多是个小一点的社区。官爵最低的公乘，是6400平米，公大夫1680平米，也极可观。即使是任何爵位也没有的公卒、士伍、庶民，仍可分到180平米的宅田，服轻刑的囚犯，折半分配，是910平米。
至于这套福利分房的方案落实情况如何，没有在史书上找到依据。所以有人怀疑这套方案只是一个“愿景”。因为不仅百废待兴的西汉政府不太可能有如此实力来实施这一方案，而且任何朝代的政府都拿不出这么多宅田分配给全国人民。我们再来看看西汉时的人口，西汉立国之初，实际人口当在1500万至1800万之间，这个数字是从萧何接管的秦末档案推算出来的，刘邦和吕后时期，采取了罢兵归农、释放奴婢、减免田租、推行早婚、鼓励生育等政策，西汉前期人口急剧上升，到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年，也就是距高后二年全国“大分房”之后的五十三年），人口达到了766万，每年的增长速度不低于千分之八。按照这个增长标准推算，高后二年距刘邦称帝时（汉高祖五年，公元前0年），已过去16年，那么此时人口至少有100万。如果按每户五口人计算，至少有40万户。且不说从公士到彻侯分配面积的悬殊，仅按最低标准来计算，就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我认为，这个分房方案，是宅基地分配的标准，而并非把全国城乡所有的房子全推倒，再按照长宽三十步的标准建成统一规格的住宅分配给全国人民。不管怎么说，这也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了。
第八、释放奴婢。奴婢的法定地位是低于平民的，如果一个人一旦成为奴婢，就意味着他或她一生失去了自由之身。不仅如此，他（她）们的后代，都要世世代代做奴婢。父母是奴婢的，子女自然一生下来就是奴婢，如果父母有一方是奴婢的，则他们所生的子女算什么呢？如果平民娶婢女为妻，生下的孩子称为“臧”，如果奴娶平民女子为妻，生下的孩子称为“获”。按照扬雄《方言》的说法，“海岱之间，骂奴为‘臧’，骂婢为‘获’。燕之北郊，民而壻婢谓之‘臧’，女而妇奴为之‘获’”。在不同的方言区，对这两种称谓有所差异，但都是奴婢的代称。《汉书》卷六十二注引应邵说，“臧”一般指奴，“获”一般指婢。奴婢即使与平民结合，所生子女仍摆脱不了奴婢的身份。奴婢改变身份的可能性是小而又小的，自己用金钱把自己从主人那里赎买出来，代价是很高的。《汉书旧仪》记载：“奴婢欲自赎，钱千万，免为庶人。”对于一个奴婢来说，他（她）怎么会有这么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为自己赎身呢？只有朝廷明令解放奴婢，他（她）们才有机会成为平民。高祖五年（公元前0年），刚刚结束了楚汉战争，刘邦就曾发布了一条“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的诏令，原因是他在三年前因关中地区战乱，又闹大饥荒，“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卷二十四。上），刘邦乃令老百姓可以卖子女为奴。所以才有了这条解放奴婢的诏令。吕后执政，诏令解放奴婢，固然有形势需要的因素，汉立国之初，因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增加农业劳动力十分关键。当时社会上仍有大量奴婢，有的因各种原因，继续被迫卖身为奴。奴婢的大量存在，使中央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减少。释免奴婢，是增加农业人口的一个重大举措。从客观上说，吕后的释免奴婢之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废奴法令。
第九、废除了秦代以来私藏诗书治罪的“挟书律”。什么是“挟书律？”这条法律是秦制定的。即私藏《诗》《书》之类的书籍要治罪，轻的发谪修筑长城、驰道，重的被杀头。秦即有“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法律。偶尔在谈话中不经意引用了一句半句《诗》《书》中的句子，就要被斩杀，并抛尸于街市。这一项法律的废除，让人民获得了一定的思想自由的空间，这件了不起的、有远见卓识的大举措，有力地冲击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长期推行的思想禁锢和文化桎梏，不失为一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
第十、废除秦代以来的“夷三族罪”和“妖言令”。什么是“夷三族？”所谓“三族，”即是“父族”、“母族”、“妻族。”一个人犯了大罪，要把他父族、母族、妻族的人全部杀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又不止三族，有扩大到“五族”、“九族”、“十三族”的，这就包括了一些远亲甚至邻里、门生、故旧。对当“夷三族”之人的行刑是极重的：“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西汉会要》引《刑法志》）所以又称之为“具五刑”。
什么是“妖言？”妖言也作“袄言、”“訞言，”颜师古《汉书》注解释为“过误之言。”这个的定性、定义都与散布流言、诽谤朝廷有关，这其中也包括“思想犯罪”。诽谤与妖言，这两者中有没有区别？有的。当时对这条法律条文界限的认定是“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对于妖言和诽谤罪所施的处罚也不一样，有的被免为庶人，有的被流放边地，有的被处以死刑甚至夷灭三族。
此两项酷律的废除，反映了法律真正意义的进步。前边说过，刘邦入关中时曾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那是建国前期的“基本法”，宣布废除一切秦朝法律后以口头契约方式制定的临时法律。汉建国后，一切都承秦制，法律也不例外。秦时天下百姓民怨鼎沸，主要原因是秦朝的法律过于严苛，百姓动辄得咎，寃狱遍于寰中。刘邦和吕后，对秦朝灭亡的教训都有过深入的探究，所以吕后的这几条法律改革很得民心，她执政期间，罪犯比以前明显减少，“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人民的幸福指数有了明显提高。
第十一、废除“车裂”等酷刑。汉初颁行的《汉律》九章，是萧何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而成。其内容包括：《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等。其中《户律》、《兴律》、《厩律》三篇，系汉初新增。《九章律》对秦的某些酷刑亦悉数保留，比如“车裂”等酷刑，吕后认为这个法律文本已不适合新形势的要求。所以要进行法律改革。应该说，吕后称制时期所推行的这一系列法律改革，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
第十二、驰商贾之律。经济政策有所放宽，对商人的抑制大为缓解，但是市井子孙仍不得为官吏。经济史学家认为，此一项政策带有“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性质”。侯家驹说：“汉惠帝与吕后主政，‘复弛商贾之律’，继以予民休息的文景之治，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平准书》），有资本主义萌芽现象。社会上出现自由经济理论极为崇拜的一般均衡状况，即各行业的经济利润等于零。所谓经济利润，是等于会计利润减机会成本，《货殖列传》列举的几十种行业利润，均为百分之二十，利率也如此，且意犹未尽地说：‘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意味各行业的会计利润为百分之二十，以致经济利润率趋于零。司马迁亲身观察到此一现象，进而倡导自由放任，而于该列传指出政府的角色：‘故善者因之，其次利息通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利）’……但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初次萌芽，却因汉武帝的抑商措施与盐铁酒收归国营而告夭折，使中国经济停滞约两千年或成长受到限制。其中虽于南宋及明代中叶再次萌芽，但均不旋踵而灭。其所以如此，是因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非经济制度影响政治制度。”（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册p）（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