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生死由天

连年战乱，人们在对和平的憧憬中艰难求生，不知何时才能得安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人们沸腾了，将这个莫大的喜讯奔走相告。苦难终于过去了，钱家老小欢聚一堂，准备庆祝一下。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杨绛想起了父亲，不由得难过起来，一个人躲到亭子里，低声哭泣着。父亲期盼着战争结束的那一天，然而直到去世，他的子女依然生活在恐慌之中。如今，抗战取得胜利，他却不在了。悲伤流淌于无声之中，钱锺书走到她身边，拉起她的手，安慰道：“爸爸会为我们高兴，为国家高兴，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父亲在天之灵，必然会为和平到来感到欣喜，只是没能再多陪女儿走一程，或许是最大的遗憾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大力拉拢知识分子，像杨绛与钱锺书这样的人才，自然接到了国民党的橄榄枝。不过，夫妻俩没有丝毫犹豫，断然拒绝了跟随国民党前往台湾的邀请。其实就在战争期间，杨绛和钱锺书也有许多次离开大陆的机会，台湾大学、香港大学，甚至英国高校，都曾邀请他们去任教，原本可以逃离这暗无天日的战争区域，他们却没有。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试图以一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职位来拉拢钱锺书，或许对于其他人来讲，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对于钱锺书而言，这只是一个“胡萝卜”，与对祖国的热爱相比，这都是无足轻重的。他常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句诗来表达对祖国、对这方热土的爱恋，只要为祖国，“憔悴”也无妨。

有人曾问杨绛，经历如此之多的苦难，可曾后悔当初没有离开？

杨绛云淡风轻地说：“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苦难也好，挫败也罢，无非是人生的一种经历，既是人生如此，与其慌忙逃避，不如平静承受。

在《干校六记》中，杨绛感叹道：“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留在祖国，不惧生死，不问前程，将自己的性命与祖国相连，既决定守在这里，就已然有了这样的觉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清华大学向杨绛与钱锺书发来聘书，邀请他们二位回校做外文系教授。这对在外漂泊许久的两个人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这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梦想，他们将此视作至高无上的荣耀。

夫妻二人带着十二岁的女儿，即刻动身前往北京。清华大学，对两个人的意义重大，在这里，他们相识相知相恋，由此结伴一生，更是在这里，他们做出了人生的抉择，到底走向何方，到底如何去走，是这里给了他们答案。这一年，他们一家三口来到北京安家，从此就在这里扎下了根。

他们的家中，一张西式的长台桌和几把椅子便是全部的家具，最多的是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来的各种书籍，在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书本的身影。即便生活艰苦清贫，他们却过得满足，每天除了必要的出行外，就是窝在自己的小家里，安安静静地看书，这是他们钟爱的生活方式。

按照清华大学规定，不允许夫妻二人同时在这里担任正式教授，所以杨绛决定自己做兼职教授，开了一门《英国小说选读》，钱锺书做正式教授，除了教授大二英文，还开了《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两门课，此外，还要辅导研究生。兼职教授的工资虽少，但杨绛乐得清闲，她自称是“散工”，但散工有专属的好处，就是免去了好多会议。

战争结束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翻身农奴得解放，加上全国上下百废待兴，一时间人们怀揣满腔热情，鼓足了干劲儿。许多旧相识纷纷从各地归来，加入清华大学，致力于教育事业。

安稳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得以有闲情逸趣打扮自己，校园内的不少女性开始追求时髦，一件列宁装，一条灰色长裤，就是当时的时尚。然而，在追赶潮流的队伍中，并没有杨绛的身影，她依然穿一身上海旗袍，简约、雅致，与周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时乘坐人力车，她便撑着一把小伞，脱俗的气质，优雅的举止，温和的性格，真是美极了。

杨绛与钱锺书，有中国文人的傲骨，不屈服，不妥协，不畏惧。血肉之躯，却早已看淡了生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