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父如此

人生素来受纷纷扰扰裹挟前行，从最初的一点向外延展，横向无限，纵向却有限。人们渴求生命抵达极致的长度，往往忽视了它的广度、深度和高度。我们敬畏伟人，崇拜英雄，自是因为他们活出了平凡人没有的姿态。

如同杨绛，血肉之躯却有着超乎凡尘的洒脱，简单却不随意，成熟却不世故。百余年的生命历程中，未曾有片刻轻浮狂躁，她这一生，才真正称得上是岁月静好。

杨绛的祖辈择无锡终老，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无锡乃江南名城，自古便是富庶文明之地，风景秀丽，如诗如画。她在这里出生，有着江南女子的温婉可人，安静从容中又不失灵动。

想要追寻她的人生轨迹，不妨从生命最初开始，跟随她的脚步，走一遍她走过的路，看一遍她曾看过的风景——或许“女神”这个称号，唯有她当之无愧。

杨绛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己称作“寒素人家”，父母皆是饱读诗书之人。父亲名叫杨荫杭，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以律师为业，在当地颇有名望。作为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在为国家寻求富强和近代化的良方而努力，他不畏强权的包公形象，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1895年，他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也称为天津中西学堂，是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他刻苦勤勉，从不落于人后，却未能顺利毕业，直接被学校除名，只得转入南洋公学。说来奇怪，但了解前因后，只剩下敬佩。

当时，激动的部分学生为了伙食大闹*，掌有大权的洋人赶紧出来镇压，为防事态扩大，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一个带头的广东学生就这样被开除了。洋人说，谁跟着闹风潮也一起开除。剩下的人全都安静下来，不发一言。

杨荫杭其实并未参与，但他眼见参与者因畏惧而缩着脑袋，一时气恼，便挺身而出，大声说道：“还有我！”结果可想而知，原本不关他的事，却同那个广东同学一样被开除了，整件事就这样收尾了。结局虽说对他不利，但刚正不阿的性格却一览无余，有父如此，杨绛的率直坦荡便可知根在何处。

上海南洋公学，由巨贾盛宣怀创办，同样是公费学校。转入南洋公学两年后，学校选拔六名优秀学子赴日留学，杨荫杭亦位列其中。初到日本，亟待解决语言障碍，他们先在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随后杨荫杭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1900年春，杨荫杭同其他留日学生一道组建励志会，并于下半年与杨廷栋、雷奋等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译载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如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和卢梭的《民约论》以及英国学者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是当时留日学生自办的一份杂志，以清丽流畅的译笔传播进步思想与言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01年夏，正值暑假期间，杨荫杭借回乡探亲的机会，在家乡无锡聚集志同道合的同志，创办励志学会，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励志学会堪称当时江苏省的革命小团体，新思想、新理念由此慢慢传播开来。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回国后，与雷奋、杨廷栋一同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1903年，因经费不足，译书馆停办，杨荫杭返回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又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

杨荫杭的种种行为，皆非一般书生文人所能及，他有思想，有魄力，凡事敢于尝试。回乡之后，他意气风发，工作忙碌繁重，却似乎不知疲倦，不但要打理理化研究会的大小事务，还担任上海《时事新报》《苏报》《大陆月刊》的编辑及撰稿人，并执教于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身兼数职，一人分饰多重角色，他精力充沛，对每一项工作倾尽心血。

封建势力尚未垮台，杨荫杭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为了促成反清革命的胜利。站在保守派的对立面，况且保守派握有实权，怎会任由他拆台？于是清廷全力对他实施追捕。

杨绛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据她回忆：“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〇六年初再度出国留学。”

闹革命是需要本钱的，最重要的就是得好好活着，杨荫杭选择留学以保存实力。他再次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于1907年7月顺利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即奔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对于父亲的学位和论文，杨绛从未听他说起过一言半语，直到偶然间她发现了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09年至1910年的注册证，这才知晓父亲的这段往事。后来，丈夫钱锺书告诉她，父亲的硕士论文收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题目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对于父亲有几份印好的论文，杨绛倒是有些印象，父亲归国途中曾前往欧洲其他各国游历，论文便是那时带回来的。她好奇丈夫怎会这般清楚，钱锺书答道：“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

得知此事后，杨绛自然不会错过拜读父亲文章的机会，她特意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朋友李又安教授写信，拜托她帮忙找一下父亲的论文。不久后，李又安教授回信，肯定了论文的存在，并表示，此文在法学图书馆，并不难找。她复制了书的封面几页以及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一并寄给杨绛。

杨荫杭的《日本商法》全书共319页，于1911年出版问世，这一年他早已离校。这本书大概内容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

卢易士正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由他执笔的序文中，对这本书称赞有加。他写道：“（他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虽并非激励赞扬之词，杨绛读罢颇却感亲切，或许父亲将某些中国元素注入其中了吧，才会如此与众不同。

父亲曾向杨绛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利弊得失。对于当时的高中生杨绛，“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罢，皆是晦涩难懂的词语，那似乎是大人的世界，不是她一个高中生所能领悟的。

尽管父亲一词一句讲得十分仔细，杨绛听完仍是一头雾水，随即也就忘了，唯一留下印象的便是二者之间，父亲对“立宪派”更为支持，他认为“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与其彻底革命，倒不如温和改良来得有效果。最终，父亲的立宪梦也没能如愿。

对于腐败之风盛行，杨绛的父亲在文章《说俭》中疾呼：“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如今读来，他大义凛然之姿犹在眼前。

当众人还停留在如何才能养家糊口，如何才能延续香火的层面时，杨绛的父亲已经开始思索国家民族的新出路。有如此先进开明的父亲，杨绛的一生注定不是凡夫俗子的模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