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梦清华

清华园是杨绛心仪已久的圣地，那里承载着她对文学的向往与追求，曾与清华失之交臂，幸而她没有放弃，终于投入清华的怀抱。

清华大学历史悠久，自有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二十世纪初，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还有些许余额，便用来创办了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校址选定在清室遗园清华园，所以取名为“清华学堂”，这便是清华大学的前身。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结束后，更名为“清华学校”。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改为国立大学；1929年，清华研究院成立。清华研究院的外国语文学系与外文系虽专业不同，却是同一批任课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王文显、吴宓、朱传霖、陈福田、黄中定、黄学勤、张杰民、楼光来、温德、吴可读、施美士、毕莲、翟孟生、谭唐、谭唐夫人等。

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的众多学生之中，不少人走上了剧本创作和话剧表演道路，可谓人才济济，如李健吾、曹禺，以及杨绛等人，均是其中的佼佼者。学生如此优秀，老师自然是功不可没，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著名戏剧家——王文显先生。尤其是对杨绛而言，绝对是由他领进门，随后才是靠个人修行。

王文显先生由一位英国人抚养长大，他长在英国，受教育于英国，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曾先后担任中国驻欧洲财政委员、伦敦《中国报》编辑、英国报界公会会员。归国后，就任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曾先后兼任代理校长和副校长，自清华改为大学后，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开设《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莎士比亚研读》《莎士比亚》《近代戏剧》等课程。

一位清华校友如此评价王文显先生的课：“他的英文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杨绛正是听过王文显先生的课后，对西洋戏剧从陌生到熟悉，从不懂到喜爱，并逐步走上戏剧创作之路。

除了不可不提的王文显先生，吴宓先生也是杨绛文学路上的一盏明灯。他毕业于清华学校，随后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随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教授《翻译术》课程。他的课程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旨在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具有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这让杨绛受益匪浅，为她打下了文学翻译的基础。

当杨绛考入清华研究院时，钱锺书已经离开清华，二人经常通信。钱锺书若是有问题向吴宓先生请教，便借着杨绛选修吴先生的课的机会，帮他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她有时会等课后代为传信，有时则去吴先生居住的西客厅。

有一件事让杨绛记了好久，她回忆说：“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来回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锺书近况，忙就走了。”

在杨绛心中，钱锺书憧憬的老师，她则倍加崇敬。只是，在崇敬的同时，她有额外的一些想法，她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之前，杨绛曾听同学说他“傻得可爱”，而她却觉得他“老实得可怜”。

之所以会有如此想法，杨绛说：“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

在杨绛看来，“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吴先生并非无知无觉，只是与其花时间去计较，不如视而不见，互不相干。

清华名师云集，自成一道风景，此外，最让杨绛心仪的就是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书籍向来是她的心头好，更何况是藏书量巨大的图书馆。她曾写下《我爱清华图书馆》，以此表达对图书馆的钟爱之情，字里行间透着由衷的赞美。

1932年春季，杨绛借读清华大学，在中学旧友蒋恩钿的带领下参观了学校的图书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甚至蒋恩钿谈起图书馆骄傲的神情和语气，她都记得格外分明。蒋恩钿向她介绍说：“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

置身于图书馆，更加强了她的感官体验，“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耐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蹾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

甚至清华大学的厕所，都值得一提，“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洁净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朴质，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将近七十年前的事了。”

1933年，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对图书馆有了更深的感情。她回忆起那些点滴，带着岁月漫长久别重逢之感：“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名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

对于读书，杨绛体会颇深，她说：“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锺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爱好读书之人，总能从墨香之中寻到快感，不需说与外人听，静静地翻阅、品读，自由自在地穿梭于时空之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