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竟然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中国人长于思想妥协，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有一个传统词汇叫中庸――在中国极高明的人都是循中庸之道而行事的。就如同甲壳虫，当它伸出触须想吃菜叶的时候，你只要用木棍捅它一下，它就立即缩回去了，这在甲壳虫我们说它的行为是因为恐惧而产生的条件反射，而在中国人他的行为则被说成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当然这和他们没有个人生存空间有关系，因为没有机会自己挣钱，他的工资必须仰赖于那个叫做领导的人，因为没有机会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他的生存空间必须仰赖那个叫领导的人的恩赐，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不以领导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呢？如果他的意志和领导的意志发生了冲突，他怎么解决这个冲突？他将选择中庸，他告诉自己大家都是如此，自己也应当如此，这就是妥协，向着领导妥协在这里巧妙地转换成了向着大众妥协（尽管这个大众生活得并不惬意），进而完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自我诊疗。

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他是以没有美德作为自己美德的。对于那个高高地站在高处的领导来说，他只是一个工具，他如果凭借自己的良知的判断来行事，如果依靠自己的理智的决断来行事，那么那个领导会对他有什么看法呢？他会觉得这个人难以调教，没有服从意识。在这种体制之中，一个人之所以被需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意识，有道德的个体，而是一个守纪率、懂服从的工具。作为工具，他该如何呢？妥协，放弃自己，克服自己，让自己像个器官，比如手臂、嘴巴；或者让自己像个机器。这些天看奥运会新闻，从报导语言我们可以感到新闻机构关心的只是这个国家得到了几枚金牌，而谁得到了这枚金牌则是不重要的；大水灾的时候，新闻机构有是怎样表现的呢？大灾中的人们的生活境况，镜头中几乎没有，这些灾民的生活状况只是作为领导人访问时候的背景或者作为已经改善了以后的对比资料，我们的新闻记者，这些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意志的人，他们对个人的关心实在是非常有限的，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个人。缺乏关心的个人，被漠视了的那些个人，如何获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的呢？妥协。

照理说，一个喜欢妥协的国度，人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更为融洽，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中国妥协不是出于平等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谅解，而是出于不对等主体之间的屈从。因而在下层平民生活中，这个国家的人民又恰恰是最缺乏妥协意识的。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从对等个体的自主、自立、自制、互惠、互利、互谅出发寻求对等实体之间的沟通，而是相反，他们等待那个超主体的出现，他们双双准备服从那个超主体，向超主体妥协；而不愿意向另一个和他们平等的个体妥协。

由此我想到我97年提出相对主义批评观的时候，为什么一下子遇到那么强烈的反对。在这些人的眼里，相对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不能接受将个人意识当作终极的，使一切个人的意见都获得平等权利，进而不承认这个世界存在超主体间性的标准这个想法，对于他们来说真理来自于超主体，而不是来自平等主体的主体间性，他们不不承认每一个主体的思想都受条件制约，因而不可能在人间主线超主体这个事实，而总是在这个世界寻找把个人意识变成思想的超个人意识的可能。如果，他们找不到，他们就在道德和语言上同时垮台了，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语言（就如那些在电视中接受采访时的农民一样，他们突然之间放弃了自己的日常语言，不由自主地操练起了另一种语言，甚至语法体系也变化了），他们找不到自己可能遵守的道德了，因为他们的道德不是来自对另外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主体的尊重，而是来自对一个超主体的屈从。

向一个和自己对等的主体的妥协，向一个平民百姓妥协在这里被视为耻辱，平民互相之间只有斗争才被视为美德；向一个高于自己的超主体妥协则被看成是光荣，将自己溶化到超主体的精神和气质中去，成为他的工具则成了被鼓励的美德。这里“个人”这个词就这样似乎天生地和卑鄙联系起来了，看来没有什么比尊重另外一个个人，并准备在利益和思想上和他妥协更让人难以接受了。文革中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热衷于彼此批斗。因为这些人只愿意向他们心目中的唯一的超主体毛主席妥协，他们居住在毛主席的精神里感到经过这种思想的洗礼自己也升华和圣化了，怎么表明自己已经圣化和升华了呢？斗争，只有和别人斗争才能表明这一点。因为自己已经升华和圣化，他不再准备以一个平等主体的身份和别人对话，他时刻居高临下，监视着别的个体，时刻准备做你死我活的决不妥协的斗争。

如果个体之间学会了互相妥协（允许对方和自己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的、利害的、方式的选择），那么和平、温爱的社会环境就能够自我造就。一、人们对超主体的需求以及膜拜会降低，超主体的存在必然地和平等个体之间处于争端之中需要仲裁联系在一起，如果平等个体之间通过沟通自己就能够获得妥协的相处方案，那么超主体的存在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人们再也不需要仰赖超主体的神圣意志的荫蔽而在争端中获胜了。二、个体的自由会大大增加，个体和个体之间妥协的结果不是自由的减少而是自由的增加，相反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妥协，的结果就只能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互相监视，互相揭发，互相批斗，进而任何个体都处于岌岌可危之中，这样的社会除了那个超主体是自由的，其他的个体都是不自由的。三、道德的处境会得到极大地改善，道德的根据不再来源于那个唯一的超主体，而是来源于各个个体之间的妥协，那么只向超主体负责的道德意识就会转化为向身边每一个个体负责的责任意识，在这种意识之下，人们行事就有可能不仅仅是处于完成那个超主体的意志，而有可能是出于自己的良知。四、个体的生存环境将更为宽松，在一个人人都必须为超主体的订立的秩序、目标牺牲自己“微不足道”的观点、个性、良知、见解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斗争来维持，这种斗争是超主体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它需要人们通过彼此之间越来越狠毒的斗争来表明自己对超主体的无限忠诚，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通过憎恨、恐惧、敌视这种情感联系起来的；相反，人人都必须时刻准备着向另一个个体妥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可能是出于商谈、对话、谅解而和平地联系起来的，人们之间可能达成对互爱的共识，因为只有互爱他们才能从彼此关系中获得最大的需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