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医药行业神，但大多数民众相信，汤液是由他发明的，汤液的发明提高了医药的疗效，成为中医药学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伊尹由厨入宰的经历，从史料记述中可知，伊尹先是当过奴隶的，幼年的时候寄养于庖人之家，得以学习烹饪之术，长大以后成为精通烹饪的大师。并由烹饪而通治国之道，说汤以至味，成为商汤心目中的智者贤者，被任用为相，影响较大。以伊尹来比喻技艺高超的厨师的词语也不少。“伊尹煎熬”（枚乘《七发》），“伊公调和”（梁昭明太子《七契》），“伊尹负鼎”（《史记》），“伊尹善割烹”（《汉书》）等。《鹖冠子·世兵篇》还有“伊尹酒保”的记载，表明伊尹曾在餐馆干过。伊尹建树卓著，烹饪理论与实践较全面。记载伊尹烹饪实践的倒不多，只有说他去见商汤时烹调了一份鹄鸟之羹（天鹅羹）很受青睐。但从《吕氏春秋·本味篇》伊尹说汤以至味那些话来看，他的烹饪理论水平绝对是一流的。虽然他是借烹饪之事而言治国之道，但若无对烹饪理论的研究和烹饪实践的体会，是不可能说得那么在行、那么精辟的。中国著名烹饪理论学者熊四智先生在《当立伊尹为厨坛始祖》一文中说：伊尹说，烹调美味，首先要认识原料的自然性质：“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伊尹说，美味的烹调：“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伊尹说，烹饪的用火要适度，不得违背用火的道理：“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伊尹说，调味之事是很微妙的，要特别用心去掌握体会：“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伊尹说，烹饪的全过程集中于鼎中的变化，而鼎中的变化更是精妙而细微，语言难以表达，心中有数也更应悉心去领悟：“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伊尹说，经过精心烹饪而成的美味之品，应该达到这样的高水平：“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与此同时，伊尹又为商汤讲了当时可以制作美味的各种名特产品。在中国几千年烹饪技术发展长河中，曾经出现了许多的技艺高超的名人，如帝尧时代传说中的彭铿、周朝的太公吕望，春秋时代的易牙等。这些人都各有专长，而且在烹饪技术的发展中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伊尹在烹调技术及其烹饪理论等方面独树一帜。厨艺，只是伊尹众多本领中的一种。伊尹是中国烹饪之圣。如今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中国烹饪的同行也都奉伊尹为中国的“厨圣”、“烹调之圣”。

军事贡献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策划、准备与实施。关于汤灭夏之战，史料欠缺，现今所知的有关记载亦多是语焉不详，尤其是对战役战斗的记载极少，难以全面详实地叙述，但关于灭夏战略的谋划、准备和实施，古文献中略有涉及。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伊尹在灭夏之战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其对军事认识的深刻和驾驭军事的杰出才能。他对中国军事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导战争。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政治与军事便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政治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败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势的反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心向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发展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不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还具有对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赖性。有神论的唯心世界观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人们认为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都受上天支配，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权力和行为被视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因此，每有重大举措必祈请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战争更是如此，战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祷外，还要占卜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但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伊尹通过对过去战争的总结，隐隐约约地发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意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于是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把注意力用于研究人心向背这一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的思想，即把民众是否拥护最高统治者，看作是衡量国家统治兴亡的一个重要尺度，进而将这一思想用于指导灭夏战争。

为了弄清民众对夏桀的态度，伊尹前往夏任官，借机探察民情。当他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情况后，即大胆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已出现了灭亡的征兆，因而与汤共同下定灭夏的决心。在战争准备期间，伊尹仍以此为指导，一方面极力宣传夏之暴政，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夏的厌恨；另一方面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强调广布仁德，宽以治民，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参见前文汤灭夏之战），对内扩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方国的支持，颂声四起。不少方国归附，从而收到了抑彼扬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为明证，为灭夏战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众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却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并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军事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上智为间”的谋略。

间谍情报战，在现代战争中已不新鲜，但在中国古代早期战争或者说在伊尹之前则是未曾有过的。当然在人类早期战争中也注意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但在神权统治时代，这种侦察只是纯军事的战场侦察，而没有深入到敌人内部从事情报搜集和瓦解敌人关系的工作。只有当伊尹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战争的作用之后，才以到夏任官的名义打入夏王朝内部开展情报工作。如果说伊尹第一次赴夏是为了侦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灭夏计划的话，那么第二次赴夏则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而且还利用所掌握的情报，联络夏臣和当时已失宠于桀的妹嬉，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实力，为后来灭夏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据《竹书纪年》载：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未）嬉氏，以与伊尹交，遂以亡夏。”《吕氏春秋》亦有类似记载，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间的作用。后来孙武总结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用间》）。“用间”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而伊尹作为中国军事史上“用间”第一人，其功劳不言可知。

第三，根据敌我力量变化选择有利战机。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能否运用发展的观点，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行止进退，是谋事成事的关键。对于战争而言，能否正确认识判断形势并选择有利战机显得尤为重要。

商汤经“十一征”后，不仅剪灭了亲夏的方国，而且扩大了统治区域，实力大增，灭夏的战争准备工作业已完成。当时夏王朝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在此形势下，向夏发起最后总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伊尹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考虑到夏虽然已近末日，然而它为中原之主已历时400余年，其声威余绪，不可忽视；再者商为夏之方国，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轻动，因此认为一定要等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方可进攻。于是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以观反应，桀怒而“起九夷之师”，准备大举伐商。伊尹见九夷等方国仍心向夏桀并听从桀的调遣，因此认为决战时机没有完全成熟，遂与汤复朝贡谢罪，假意忠诚以伺时机。第二年伊尹建议再次绝贡，桀又召诸侯在有仍（山东济宁南）会盟，准备伐商，此次不仅九夷之师不奉夏命（《说苑·权谋》），而且有缗氏（山东金乡南）首先叛反（《左传·昭公四年》）。伊尹看到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夏发起总攻，结果大获全胜，一举灭夏。

在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伊尹不是通过占卜、观象来决定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战争，而是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由人〈即他自己〉来把握和选择战机，实属难能可贵。

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除以上几个方面以外，在前文所述的诸如孤立敌人、壮大自己、迂回包抄和切断敌人后路等都有其独到之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则在于不受时代的束缚，大胆冲击天命观禁锢，较清醒地认识到人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其战略和选择有利战机均得于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这对于中国军事的发展尤其是战略学说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愧为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军事谋略家。

伊尹是夏商之际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身世颇有些传奇色彩。

伊水流域有一个古老的方国，名叫有莘氏。有一天，一个女子采桑，听到桑林之中有婴儿啼哭之声，循声而找，发现一棵老桑树洞中有一个婴儿，她把婴儿抱出来，交给了有莘氏的国君。国君感到很奇怪，派人调查婴儿究竟从何而来。大臣们很快把调查的结果告诉了国君，说婴儿之母居住在伊水上游，怀有身孕，有天晚上梦见有神仙告诉她：“臼出水，向东走，不要回头。”第二天，见到石臼出水，马上告诉她的邻居，东走十里，回头望见她居住的村落消失在水中。由于她违背了神的训令，身子因此化为空桑。这就是婴儿生于空桑的原因。

不管有莘氏大臣们的报告是否属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离奇的报告对婴儿是有利的。国君给此婴儿取名伊尹，他被收养在王宫中。

伊尹的故里在伊水流域。《水经·伊水注》说：“有莘氏女采桑伊川，得婴儿于空桑。”《明一统志》说：“空桑涧在嵩县南，有莘氏女采桑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长而相殷，是为伊尹。”明万历《嵩县志》说：嵩县“在商时为有莘之国。”这些文献为我们寻找伊尹的故里提拱了清晰的线索。

也有些文献说，伊尹是黄帝时的大臣力牧的后裔，由于生长于伊水，故姓伊。取名伊尹，又叫伊挚。

由于不平凡的身世，伊尹得到悉心的养育和良好的教育。在青年时期，伊尹已表现出出众的才华。

此时，商汤正做着灭夏的准备，他思贤若渴，需要一个旷世奇才来帮助他完成这场革故鼎新的革命。他知道，欲灭夏，必须请伊尹出山。但派到有莘国的求贤使节未能将伊尹请来，因为遭到有莘氏国君的严词拒绝。商汤不甘心，他向有莘氏求婚，一个大国的君主向一个小国的公主求婚，这对一个小国是无比荣耀的事，有莘氏国君答应了。并命伊尹为陪送出嫁的媵臣送自己的女儿到商汤的都城亳。

到商汤的王宫，伊尹并未获立即召见，而是被王宫的管理者派遣到厨房为奴。伊尹做了一道奇特的汤，侍者送给商汤品尝后，商汤令厨子来见，伊尹这才见到商汤。他从汤的滋味说到治国的大道，从政治方略谈到军事谋略。商汤大悦，从此伊尹成为商汤的重臣。

今嵩县城南纸房乡白土窑村有纪念伊尹的“元圣祠”，祠外阿衡坊已无存；另在今嵩县饭坡乡洛沟村有伊姑冢，相传为伊尹之母墓地。

关于伊尹的生地与故里，商朝没有文字记载，后人所记载的史料，说法不一。按多数史料和传说以及遗迹遗址的追源，河南开封市杞县西空桑村作为伊尹的生地与故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亲至伊尹庙，祭拜伊尹。这座伊尹庙，即位于伊尹的出生地（今杞县葛岗镇空桑村）。据《杞县志·重修伊尹庙碑》记载：“开封属邑曰杞，去邑二十五里有空桑城。《帝王记》曰：‘伊尹生于空桑，即其地也……旧尝有伊尹庙，考之建于商周时，邑人水旱、痨疫无不祷焉……迨宋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车驾幸其庙，亲洒寰轮，刻序铭于石。’”

有宋一代，学术发达，饱学之士遍布朝廷，对于贤相伊尹的出生地，他们不会弄错，也不可能弄错。宋真宗亲至伊尹庙所立的原碑虽已不存，但碑额尚在伊尹庙中遗址处，笔者曾亲见。碑文也保存在《杞县志》及《伊尹世家谱》中，现誊录如下：“宋真宗御制碑赞始就于桀，以劝人臣之忠；后归于汤，以济天下之难。成有一德，敷？万方。大节昭明，嗣王服其训，余庆不坠，令子承其家。旧礼攸存，明祀新享。朕因驻跸，永用怀贤，聊复刻铭，庶几旌善。赞曰：成汤之仁，溥率来宾，阿衡之忠，天辅成功。民难既平，嘉谟宾贞。王室木衰，大训可知。频蘩之祭，传于永世，金石之刻，表予褒德。”

南宋人范成大在《揽辔录》中记载：“……丙寅过雍邱县（今杞县——引者注）空桑，世传伊尹生于此。一里过伊尹墓，道左砖堠石刻云汤相伊尹之墓。”南宋人周？的《北辕录》也记载：“八日至雍邱县……行二十里过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又里许伊尹墓。”

位于杞县葛岗镇空桑村的伊尹庙遗址现为一所学校。前文所提到的宋真宗御制碑碑额就在这所学校的地下埋着。有几方与伊尹庙有关的碑刻，在一口枯井的井台上，还有一方更奇，竟被埋在土路中央。据资料记载，这几方碑当是历代重修伊尹庙的碑刻。

伊尹尚有后裔。伊尹后裔大部分居住在开封县八里湾镇伊砦村。他们保存有伊尹画像、《河南杞县伊氏家谱》。从《河南杞县伊氏家谱》序文中可以看出，伊氏后人从汉昭烈帝时为官的第六十六代伊籍和魏时官拜司空的第六十八代伊睿起就开始着意于谱牒，明一百二十代伊思礼增修成谱，清代的伊六璧又于嘉庆九年（1804年）重修。据伊氏后人介绍，伊氏已在这一带生活了数千年，传了140多代。

清代嘉庆九年，孔子第七十三代孙、衍圣公孔庆镕曾为《河南杞县伊氏家谱》作序，孔庆镕的夫人还亲笔画了伊尹像和伊尹庙图。以上这些证据充分说明了，伊尹的故里和出生地只能在今开封县、杞县一带。

笔者还与孙润田、杜支善等几位先生一起，到了据传是伊尹故里的开封县罗王乡伊庄村，伊砦的伊姓就是从伊庄迁过去的。在路旁的柴堆下，我们见到了一个古石臼，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讲，此石臼已有几千年了，是伊尹之母舂米用的。石臼为红色，比普通石臼显得大了些。由于年深日久，臼底已被舂穿。伊庄村村旁的一条河，就是文献中屡屡提到的古伊水。据《陈留志》记载：“伊水，县东北二十里，环绕伊尹故里。”《河南通志》亦有相同记载。

伊尹不但是商代贤相，还被尊为“烹饪之圣”，因为“五味调和”之说，就是由他提出的。弄清伊尹是哪里人，对于更好地研究伊尹是大有裨益的。不认真研读资料，只凭一些表面现象就对伊尹的出生地轻下断语，不但对历史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对读者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