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柳学泳来到夏雨浓办公室，夏雨浓发现柳学泳神情悒郁，双眉紧锁，便问他最近干什么去了，怎么一直不找他。柳学泳没有说什么，从衣袋里拿出一沓子稿纸，说，夏书记，我去年秋上到棘园镇深入生活，了解到好多真实的东西，但却一直没有写，因为我不想重温那种生活，但我最近想应当让你对千乔县有一个切身的感受，所以抓紧时间写了出来。这篇稿件绝对真实，相信你看了会对千乔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说不定会对你的工作决策起什么作用。夏雨浓接过了稿件，笑说，那我一定要好好拜读了。

柳学泳紧锁的眉头轻轻地松开了，说，夏书记，凤小莺这人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

夏雨浓说，你能发现人才，说明你也是一个人才。

柳学泳说，只要能为千乔县的振兴尽一点责任，我就觉得高兴。

夏雨浓说，你们过去经常在一起接触吗？

柳学泳说，我喜欢听她说话，从她口里出来的都是新鲜的东西，那像现在有些当官的在会议上讲的话都是老掉牙的东西。夏书记，你说说，一个人对别人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体现？

夏雨浓说，当然是思想方面了。

柳学泳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凤小莺的思想来源于她的勤奋与饱学多思。这是她的长处。你要好好发挥她的长处。

他们聊了起来，夏雨浓鼓励柳学泳多写好作品，多与群众接触，柳学泳也说他最喜欢的是农民。他说他会牢牢记住夏书记的话的。

他们谈得很投机。

这天晚上，夏雨浓在灯下翻看那篇文章，时间不久就被里边的事情吸引住了。

［特写］

第三只眼看农民

——乡下一日

昨天与镇党委张书记说好，今天采访他，可是今天县里召开什么会议，张书记要去参加，不能接受我的采访，我心里就有点失落，但张书记马上又给我说，让我到乡下去看看，说不定能有新的发现。他让党委办秘书给我安排具体去的村子，秘书是一个姑娘，梳着披肩发，不怎么漂亮，但却有几分清秀，也比较苗条，她笑着对我说，乡下比较苦，你能受得了那苦吗？不等我回答，她立即就打电话，一会儿就妥了，说南姚的支部书记恰巧在家，镇上的几个收统筹和提留的干部也在那里。她给我找了一辆自行车，告诉了我地方，我骑上车子就向西北方向驰去。

空气闷热，没有一丝风，玉米、大豆、高粱、果树全都耷拉着脑袋，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芝麻炸裂开了，酥梨、苹果也都成熟了，但却并不繁盛，听说开花时出现了霜冻，果树没有挂住果子。车辆从大路上驰过，扬起一路灰尘，雾蒙蒙的。正是仲秋时节，往年这个时候，秋高气爽，空气宜人，但今年却不一样了，气温竟和酷暑一样，这种倒错的天气让人心里厌烦，浑身毛燥毛燥的。

来到南姚村，但见村巷里尘土有半脚厚，摩托驰过，纷纷扬扬的灰尘就遮天蔽日。从眼前的景相看，这个村子并不富裕，甚至有点贫穷，盖新房的人家很少，大多是土坯瓦房，晦暗破旧，灰不塌塌的，就像一帧时间很久的电影胶卷，没有什么色彩。卫生情况也并不怎么好，四处都有丢弃的废旧物品。村巷里有零星的人影在活动。

我打听到支书家，拐了几个弯才找到，镇上下乡收统筹的车部长和司法所的蒋干事也在那儿，还有村上原书记和现任村会计。村支书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脸上有一股痛苦的神情，眉头紧紧皱着。村上原书记是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头儿，一双眼睛没有眼睫毛，显得怪眉怪眼的，眼珠浑浊，灰灰的，眼圈发红，大概是患红眼病的结果。村会计是一个中年汉子，看上去很精干，但却是一个刀条脸，那只嘴巴尤其向前突出，而额头却向后缩了进去，就像一只大猩猩。车部长是一个清秀的中年干部，脸上的线条很柔和，有一种女性的色彩。他很少说话，显得有点腼腆。而那位蒋干事却是一个十分饶舌的人，我和他初次见面，以前并不熟悉，他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起了他们怎样收统筹和提留，说这个村上的人是多么贫穷，收统筹和提留是多么艰难，而他们的工作却取得了很大成绩，那主要是他努力的结果。他当着车部长的面数说镇上领导在征收统筹和提留上不公平，说工作主要是他们一般干部作，但奖金却拿的最少，完成任务后只给100元，而科级干部不干工作，来了只是转转，却拿500元，副科级也拿00元。所以村上群众把他们叫“15”干部。这很不合理。他竟有点气愤了。他说的时候，车部长并不插话，只是微微笑着，仿佛他说的是别的什么地方的事情。

我当然喜欢跟上这个蒋干事下乡，我想从他那儿更多的了解到一些农村情况，我对农村太不熟悉了，我曾经尝试着写了好多农村题材的小说，但由于对生活不熟悉，很少有成功的。蒋干事也喜欢和我一块儿去。村支书和车部长就把人分了一下，蒋干事，原支书，现会计，再加上我，一共四个人，去一个村子，剩下的人去另一个村子。

我以为马上就可以走了，但支书的老婆却端上饭来，我看看手表，时间是上午９点３０分，原来这个地方一天只吃两顿饭，我说我来时已经吃了，但他们说再吃点吧。我不好拒绝人家的好意，就拿起筷子象征性地吃了一点。我发现支书家的生活水平很一般，饭菜是极普通的饭菜，没有荤腥，馍也黑黑的，不白，稀饭是真正的稀饭，米粒很少，上面漂着几块切碎了的苹果。吃饭的时候，蒋干事又告诉我，说他们打麦收以后就开始下乡征收统筹和提留，到现在已经３个多月了，每天都是早七点三十分就下乡，晚上到十一、二点了才回家，连礼拜天也不能休息，可就是这样干，征收工作也步履维艰。他这样说的时候，其他人就不说话，默默的，只听见呼呼的吃饭声。倒是原支书不时插上几句，他说，这个村的群众也是太穷了，有些人没有什么东西交，就到地里采些绿豆，卖了交统筹提留；有的就去倒借，借不下的就东躲西藏，你从前门进，他从后门出；或者说出去借，让你在家里等，但你却就是等不来。还有人家让村上人从大门外边把门锁了，让你以为他家里没有人，工作队走了再打开。他们这样一说，我的心里不禁沉重起来。

南姚村有八个村民小组，00人，4000亩土地，其中果园就有000亩，大都种的是酥梨和苹果，打去年起，这些果树大都被村民挖了，没有挖的只是少数。虽然把果树挖了，但政府的林特税却并没有少一分。

我们去的第一家户主叫党定昌，老汉头发已经白了，他正在门前的空地上拨晒油葵。他家分有五个人的土地，按镇政府规定的标准每人40元，他家应交00元。蒋干事把情况向他说了，他摊开双手说：“几个孩子刚上学，学费50元也是东倒西借，实在没有办法。等缓上几天再交吧。”看见大家站着不走，他又说：“我也当过十几年干部，知道上边的事情紧，不好交待。可我实在不行啊......”蒋干事就说：“这样吧，各有各的难处，你给咱想办法，赶晚上把钱拿到村支书家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其他村都完成了，你不交说不过去么。想想办法吧，啊！”党定昌面有难色，但还是说：“好吧，我想办法……”

我们去的第二户想不到是支书的母亲家，支书的母亲与支书的弟弟在一块儿生活着，她正在屋里糊花圈，客厅里堆放了一些纸糊的白鹤和羊、马等，还有一些苇架子刚刚糊上白纸，搁放在那儿。支书的母亲已经很老了，显得是那么憔悴，但却仍在劳动着。蒋干事翻看着本本子，忽然“哎哟”了一声，说：“这家还没有交公粮呀！”村上会计笑说：“这是村支书她母亲。”原支书说：“他家让支书看着办吧。”蒋干事说：“你们家一共４口人，应交160元，加上农业税140元，共00元，扣掉油路补偿45元，应交55元。”

第三户人家有一位矮胖的年轻女人，她笑嘻嘻地说，明天要埋娃他舅，她现在顾不过来，况且家里也没有钱，因为酥梨还没有卖，苹果也没有卖。蒋干事悄悄告诉我，这个女人是后来的，这家原来的主人把女人死了，不久前续了弦。原来的女人是这个村上的姑娘，就在另一条街上住。她死后给这个男人留下两个男娃。现在这个家庭正与另一条街的那一家闹矛盾……蒋干事似乎还有些事情要说，但却打住了，又对那个女人说：“好吧，你明天回来把手续清了；我也知道埋人是大事，耽搁不得的。不过你家人口少，稍微想点办法就把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再拖下去，村上剩下一半户的，你面子上也不好看，你说呢？”那个女人就说：“都是叫那果子把人害的，不种果子些，我那儿有这么紧。”我就有点惊讶：种果树是全县全镇的富民工程，满世界都在宣扬它的伟大作用和跨世纪的意义，可是这个农妇却对它不屑一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我们来到第四户人家门前，站在那儿向里张望，墙壁上没有大门，只在那挖了一个小洞，洞里边用篱笆堵着，一只拴着铁绳的黑狗汪汪地叫着，似乎要冲出来咬我们一口。我心里有点纳闷：这么破旧的院子怎么又会养起一只大黑狗来看护的，难道贼会想到偷他不成？几个人不敢进去，原支书老头向里边张望了一下，叫了一声，听到身后有人答声，回过头看见一个光着上身的中年汉子手里端着饭碗从对面街巷里走了过来，就对我们说，这是这户的主人。那人站在我们面前，一双鼓凸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们，他碗里的饭是面条，看不见一根菜渣渣，白刷刷的，也没有辣椒。原支书说，这人去年死了老婆，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活，挺艰辛的。蒋干事说，你怎么办呀？那人就说，现在没办法，等过上几天吧。我的情况村上人都知道。蒋干事又说，你先少交点吧，一点儿不交是不行的，你看村上的许多人都交了，差你一户不好说么。你说是不是？那汉子不吭声，过了一会儿原支书说，你先准备吧，啊？

第五户是一位黑脸膛的中年汉子，他家里十分凌乱、窄小，我们还没有坐下，他就说，等村上交了一半了他再交。他的意思是怕他交了别人又不交了，那样的话他就吃了亏。蒋干事说那就好吧，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你就什么时候交，咱们一言为定。

这时候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十二点了，还没有收下一户，这要收到牛年马月才能收回呢？但我又发现蒋干事并不焦急，反而有点悠哉优哉。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情，笑说，这事儿急不成，得慢慢来，反正不收完我不往回撤，天天在这村上转悠。我说，你转悠收不下钱起什么作用。蒋干事忽然一笑，低声对我说，我有的是办法。我忙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今天都给他们打了招呼，要是他们再不动弹，我就去镇上弄一辆车过来，放在村支书家门口，然后让不交钱的农民回去装粮。我会给他们说，这些粮拉到粮站上人家公家给多少钱，我给你们多少钱。我说，这行吗？蒋干事说，说的是装粮，不过是做做样子，吓唬一下老百姓罢了。老百姓谁愿意把不多的粮往外拉？他们看见镇政府把车子开了过来，知道事情是扛不过去的，就会想办法把钱交了。这办法我已经试过几次了，十分灵验。不信了你过几天来看看，就会明白有时候土办法是很能办大事的。

蒋干事说的很肯定，我也就知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但我心里却怎么也不能为蒋干事的特殊才能而高兴，相反倒有点沉重。我看看太阳，它高悬在半天上，虽然灰蒙蒙的，但却十分燠热，那些看不见的光线仿佛是一根根银针直往人的肉里扎，令人难以忍受。

我发现，当我们在村巷里行走的时候，街道上的人都在眼怔怔的盯着我们看，那眼神十分复杂，也显得十分冷漠。

我们来到第六户人家，当我们向这户人家走去的时候，坐在隔壁人家门道里的一位妇女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她向前走的时候，一条腿在空中打着旋儿，原来她的腿有残疾。她的身体显得十分瘦弱，单薄的样子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村会计对她说，女子在家么？那个女人嘴里咕哝了一句什么，又折倒回坐在那里说她的闲话去了。我们几个人走进了这户叫党秋昌的家里。

这户人家里的住房十分低矮、破旧，围墙豁豁牙牙的，几乎看不见一块新砖新瓦。原支书对我说，这是一户可怜的人家。正说着，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从门里走了出来，她个子高高的，眉眼倒长得比较周正，神情也显出了一种大方。她似乎要把我们往里边请，但不知为什么，又站在门口没有动弹，只是目光直直地望着我们。原支书就对我说，她叫党雅儒，今年３１岁。八、九年前，她与一个上门的湖北青年人结了婚，婚后生下一个孩子，现在孩子已经九岁了。可是两年前，那个湖北人出去搞什么生意走了，从此就杳无音讯。这个不幸的女人的悲惨经历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着她，我发现，她的神情并不怎么悲伤，而是比较平静。蒋干事显然也对她的经历来了兴趣，问她说，你没有找过他吗？她说，我找过，但都是在近处找，远处去不了，没有盘缠。蒋干事又说，你们是怎么结婚的。有没有介绍人。女人说，有个介绍人，我去问过了，他说，人家家里还打过电话寻这个人呢。我插上说，你没有去湖北寻过吗？她说，没有钱么。一直没有说话的村会计这时说，这个家庭难的很，母亲腿有病，是个瘸子，父亲眼睛又不行，瞎眉实眼的。有一个妹妹也出嫁了。家里现在全靠她了。蒋干事显然还在想其他的事情，他又说，你为什么不另外再找一个呢？你现在还那么年轻，而他又失踪了。再从家里情况来说，找一个人总比你一个人做死做活的强，你说呢？那女人说，我想等他，我想他总会回来的。原支书就说，他们过去的关系一直比较好，那个湖北青年会做沙发，也比较能吃苦，在村上人缘也好。过去一直待她很好。蒋干事这时替她算了一笔账，他说，你们家现在是六个人的土地，要按六口人征收统筹和提留，可你的父母都有病，你妹妹又出嫁了，你男人又失踪了，全家的担子你一个女人怎么能担当起？蒋干事把目光转向我，说，照她的情况，是不是到法院去说一下，让法院出一个东西，你们的婚姻就可以宣布结束？我说，大概是这样吧。

我们在这个屋里停了大约有十几分钟，然后就走了出来，在向外走的时候，原支书悄悄对我说，听说那个湖北佬去贩什么文物古董，之前还贩过苹果，贴赔了。蒋干事说，会不会被人暗害了？现在这种事情太多了。

我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向外走的时候，，我扭头看了一下，发现那个女人正站在门口那儿望着我们。我在心里替她担心：她到什么地方去搞那２４０元呢？她以后可怎么生活呢？那个失踪了的湖北佬果真能回来吗？

在这户人家，村上的干部谁也没有提出要她马上交款。他们其实是从心里怜悯她。可这怜悯在这个社会能起什么作用？

第七户人家叫党兴堂，他家应交80元，可他只交镇上的统筹48元，村上的他暂时不交。他当即掏出50元，蒋干事给他找了２元钱。这是这个组一个上午的成绩。但在回答村上人的问话时，蒋干事伸出五个手指头，别人问：500元？蒋干事说：不收了，5000元。说得村人一头一脸的疑惑。但蒋干事却一脸的高古。

跑了一个上午，收款的成绩并不理想，我有点心急。我忽然想起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的几段话：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儿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乘着有闲时间的功夫，我问蒋干事，你们乡镇干部一年能为群众办几件实事？蒋干事哧地一笑，能干屁事，成天为收统筹提留跑得马不停蹄，哪有功夫为群众办事。而且现在干群的关系这样紧张，群众你给把好事干了他们也不买你的帐。现在的群众可真成了刁民了。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下午，我们来到七组的景东成家。在向景东成家去的时候，蒋干事就对我说，这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家庭，主人景东成把二女儿嫁给了同村的党福明，可这个女人在生下两个娃以后，却患病死了，景福明无法养活两个男娃，就让他岳丈和岳母照管。两个老人就照管了，但几年后，景东成的老伴也死了。而在这之前，党福明的父亲也撒手人间。在景东成抚养两个外孙的几年时间里，他渐渐和自己的亲家母产生了感情，后来两人不顾子女的反对，结合了，过去的亲家母现在变成了自己的老婆。这件事就已经够奇了。可比这更奇的事情还在后边，党福明的母亲过去的时候，又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景东成的儿子。现在这娘母俩过去是母女关系，现在又是婆媳关系。真是亲上套亲。党福明的妹妹过去是党福明的儿子的姑姑，现在则又成了妗子，而如果她生了孩子，这孩子既把党福明叫舅舅，也把他叫姨夫，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是，党福明在妻子死后不久又娶了妻，这个后妈不愿意抚养前妻的孩子，所以党福明的孩子就只能在自己以前的岳丈家里生活。为此两家发生了矛盾。这牵扯到经济问题，景东成向党福明要娃的口粮和抚养费，可党福明却不给一斤一分。景东成把问题反映到村上，可村上却调解不了。因为这一家的关系太复杂了。

这个家庭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我决定把他们事儿详细问问。

景东成正在屋子的一把椅子上仰靠着，看见我们来了也不起来。原支书笑说，你一天不干活光在家里歇着当老太爷。景东成说，我年龄大了，还干什么活。他让一个胖胖的女人给我们倒水，村会计对我说，这女人是景东成的女儿，嫁给另一个村里了。我倒想看看景东成的老伴，但她却没有出来。景东成向我们诉苦，说他家六口人吃饭，但只有四个人的地，而他的老伴又有糖尿病，胆结石病，小娃又上学，再加上娃他舅老了（关中方言，意为死了），明天就要埋人，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蒋干事又把问题扯到他家和女婿家的纠纷上，景东成就说外人不讲理，这么多年不给娃一点钱和粮，把他整的没一点办法。正说着，忽然从屋里走出一个胖胖的女人，她气鼓鼓地说，外娃在我家放不成了，我爹给他管了好几年，现在他年岁大了，管不成了，你们干公家事的应当把这件事儿给处理一下。原支书给我说，这人就是这家的媳妇。我看着景东成和他的儿媳妇，心想，谁能把这家的事情处理清楚呢？

但我却佩服这个景东成和他的老伴，他们一定在人生的征途中努力拼搏过，他们也一定和各种传统的习惯势力作过斗争，才最后走到一起来了。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说是一对叛逆者，一对追求幸福的勇士。

我们又来到一个叫党丁满的家里，这家五口人，头门只有门框，没有大门，土坯门洞，约有五间厦房，有一间已经拆掉了，旁边的檐头亮着；这家房屋低矮，简陋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张竹凉席，竹凉席背后放一个蒙有塑料纸的棺材，竹凉席上躺一个光身子、穿白短裤的汉子，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站在客厅里，时不时用一种戒备的目光望着我们。看样子，客厅里的棺材就是为她准备的。蒋干事翻出本本子，问主人家有没有油路赔偿款，光身子的汉子说有，又说还拖欠着他的工资呢。村会计就说，，这个算了账，欠你65元。蒋干事说，油路赔偿你68元，加上你的工资共是18元，五口人是00元，抵销后你再给7元。但这样不行，这样一来镇上的统筹就收不回去了，所以你必须把镇上的14元交了，剩下不够的让村上再给你顶。党丁满说，我现在没钱，等有了钱再说。蒋干事说，这不行，镇上现在没交的只有几户了，你迟早要交，拖到最后还让别人说咱落后，你说呢。蒋干事又把本本子看了一下，又说，这样吧，你至迟今天要动一下，晚上先交上一半儿，晚上你把钱拿到支书家去，我在那儿等你。明天你再把剩下的交清。说完，也不等人家再说什么就起身走了。我们几个人跟了出来。主人没有送我们，也没有说一声什么。

太阳还是那么热烈，已经半下午了，空气仍然火辣辣的，周身的毛孔里仿佛塞满了干辣面子，干烧干烧的。我的心情忽然有点烦躁，看这天，这地，这周围的一切，全都那么不顺眼。长时间以来，过多的媒体宣传使我以为农村已经早富得流油呢，但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情形是令人震惊的。但更让我震惊的是，在我今天接触的农民当中，虽然他们现在贫穷，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耍赖不交统筹和提留，他们只是往后推推，他们正在想办法交这个钱。我忽然想起那些挥金如土、一顿饭动辄几千几万的大款和权贵，如果他们能到农村看看，看看现在的农村还有这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说不定他们会良心悔悟和觉醒，从今往后去过另一种日子，或者拿出自己的钱财去帮助那些现在还在贫穷线上挣扎的人们。

我的脚步有点沉重。我忽然又想到，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材料上都说的是那么冠冕堂皇，就连镇上的领导在这次的情况介绍中也把全镇说的锦上添花，什么全镇栽种了多少棵果树，群众人均是多少纯收入，已有多少户过上了小康生活，怎么怎么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问蒋干事，他笑了一下，低声告诉我，说镇上的领导为了自己能往上爬，就给自己涂脂抹粉，不断地制造政绩。其实他们口里说的和实际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你今天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农村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禁感叹地说，我们的农民同志真好，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脊梁。

半下午的时候，我们来到原村民小组长党顺永家中，这家有四口人，女儿已经出嫁了，儿子今年也考上了大学。党顺永给我们倒水，拿烟，显出了一个当过村干部的人的老练劲儿。我想，这户肯定不会拖欠款子的，但我的想法却错了，还没等蒋干事说什么，党顺永就说开了，他说他当了两年村干部，村上因为穷，没付过他一分钱，欠了他600多元的工资。他以个人名义向村信用社贷了000元，用于支付村民的误工补助，有些村民没有交农业税，镇上批评，村上就先给垫上，这就压住了自己的手。村上没有钱归还，结果这笔款子就累在了他的头上，信用社成天找他要账，还要加利息。原来村上有七八十亩果园承包人每年上交４万元，可现在只交１万多元。这１万多元够做啥，啥也做不了，光应付村上每年的报纸也不够。说到这儿，村会计忽然加上说，全村每年的报刊订阅要花5000多元，这些全都是从上面硬压下来的，不订不行，有党委口子的，有政府口子的，还有各行各业的，五花八门，你把谁家的也不能拒绝，拒绝了人家就会卡你，让你不得安宁。他扳起手指头，一一数了起来，有什么什么报纸什么什么刊物，一共数了二三十种，可村上没有那么多钱，没办法就只能去贷款，先支付了，再把这些报刊往下压，让村民小组去订。我说，不订不行？原支书苦笑着说，不订，上边就不会处理你反映的问题，给你小鞋穿。蒋干事说，群众只所以不肯积极交款，是因为有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乘这个机会扛你政府：你不解决我就不交，除非你解决了才交。

聊了一阵，谁也没有说这户的统筹和提留，蒋干事也回避这个问题，忽然有人问党顺永今年娃上学花了多少钱，党顺永说，去时拿了8000元，花了个干干净。他叹了一口气，说，农民的娃上不起学了。

往出走的时，党顺永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忽然说，过几天苹果下来了，我就把镇上的钱先交了，镇上干部和教师要发工资，他们要生活，要吃饭，我的那点钱让先欠着去。

我望着他，他显得是那么平和、坦然，没有一丝做作和矫情，我忽然心里一阵悸动，我今天才明白了，什么是农民，他们是那么朴实，但又是那么博大和厚实，就象脚下的土地一样，让每一个站在它上边的人都感到了安全和宁静。但又让每一个人都感到生活的压力与沉重。是的，农村是太需要改变面貌了。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确实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路子，但是现在的农村却又让人揪心。农民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太多了，他们正在阵痛之中生活着，他们急切地盼望着有朝一日走出这徘徊不前的局面。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但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子却是十分漫长与艰辛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的不幸与痛苦置若罔闻。

夏雨浓看完稿件，心情沉重起来，看样子，在千乔县，大多数的农民还是没有脱贫，他们仍然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不知道现在孟春秋在仁义乡工作的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群众闹事的势头有没有扼住？想到这里，他向孟春秋打了一个电话，孟春秋吗，你那里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碰到什么困难没有？孟春秋说，夏书记，有进展，但阻力挺大的，只不过我已经豁出去了，不把火石村的问题解决了誓不当官。你放心夏书记，再有一段时间你会听到捷报的。现在有点困难还想请你帮帮。夏雨浓说，你说吧。孟春秋说，是这样的，县上分配的仁义乡的全年公购粮入仓数与统筹提留和农林特产税数额与实际不符，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最大，所以我想你能否在会议上把仁义乡的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研究一下，适当地减少一些，让群众再不要在这件事上喋喋不休了。我在上任时已经给你们都谈了，可主管部门头儿说没有县上领导的话他们谁也不能随便把数额降下来。夏雨浓说这事儿你不要再说了，于县长召开会议时你在会上提出来，放在大会上定。当然如果减少了能把问题解决了可以考虑。但是你现在先不要把这事告诉群众，等会议研究了再说，也可能在会上通不过。孟春秋又说，夏书记，有关全县十万亩果园的责任问题究竟作没有作过结论什么的，反正下面群众都对这事儿意见挺大的，有人还要写信反映到中央去，提出要政府赔他们损失。你说这事儿咱们如果不尽早从理论上解决了，把群众的认识统一到一起来，总是办事不灵。而且看起来这是理论上的事，但实际上却是重大的路线问题。现在路线没有解决，群众的认识也就难以解决，而群众的认识如果迟迟得不到统一，事情就会有麻烦。夏雨浓说，这事儿我们很快会做出正确的结论的。孟春秋的声音似乎是忧心怔怔的：只是这事儿太难了，千乔县的十万亩果园，当初是上了报纸上了电视的，被当作经验在全省推广。白廉走后，李天亚当政，于化奇抓全县的十万亩果园，他为此倾尽了全身的力气，可是最后却是这样。现在要把十万亩园否定了，于化奇肯定不高兴。这就给工作带来了困难。你说呢？夏雨浓说，你只管放心大胆干工作就对了，其他的事县委会考虑的。

于化奇主持召开县政府扩大会议，主要研究全县的财政收入状况。会上孟春秋提出了把仁义乡的税收减一下，把秋季收的农林特产税也减到群众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参加会议的其他乡镇的头儿却不答应了，他们一哇声地说，要减都减，为什么只给仁义乡减而不给其他乡减呢？于化奇把目光对准了财政局副局长索银才，说索局长你说说怎么办好？

索银才把眼镜往鼻梁上推推，翻着眼珠子，说道，如果在夏收前把农民反映的问题尤其是仁义乡反映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夏季的农业税和各种上调款就很难收交。今年全县的各项税收总的盘子是000万元，但实际支出是500万元，这还不算去年欠市上的500万元借款和邻县的500万元借款。在全县总收入中，农村这一块儿共是1500万元，其中农林特产税占5%。如果这一块儿落不实或者落实得少了，那么全县的财税收入就成了大问题。不要说搞什么大的基本建设，就是光干部与教师的工资也无法保障。各乡镇的财政收入也成问题，孟春秋反映的他们乡上的税收情况，就很典型。当然如果县药厂拍卖了可以解决一下燃眉之急。

于化奇打断了索银才的话：你不要给药厂的钱打主意。再说现在还没有定下呢。算了，让孟春秋说一下仁义乡的事，孟书记你说说。

孟春秋打开了一个本子，说，我算了一笔帐：县上下达了仁义乡全年税收96.8万元的任务，比上年增加了10%，但今年最大限度只能征收65万元，尚有万元差额（而农林特产税96年实收59万元）。工商税全年万元，第一季度实际入库4.15万元，按平均进度短４万元，要完成预算任务尚差40万元。而全年教师、干部工资、医疗费包干、新增资、行政事业费、乡中教学楼改建等支出就需178.8万元，减去乡统筹部分（当然这部分必须如数收齐）全乡今年尚缺40万元。也就是说，他们努力上一年，教师和干部尚有半年的工资无法保障。农业税估计问题不大，最要命的是林特产税，它成了这些年农村问题的导火索。而农林特产税完不成任务，乡上可以使用的5.8万元也就成了泡影。仁义乡与千乔县的形势刚好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局部而另一个是全局。

索银才接上说，也就是说我们全县人民努力上一年，尚有800万的缺口无法弥 补。

财政局长这么一说，于化奇觉得自己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当然他明白现在离征收林特产税尚有四五个月时间，可以从长计议。于化奇在会上大声问孟春秋，孟春秋你说说你们乡的税收任务还减不减？孟春秋说，不减了也可以，我组织一支游击队上山打游击，专门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有人大声起哄：你想占山为王啊！想当陈胜吴广啊！

夏雨浓说，关于这个问题同志们下去后好好考虑一下，把各个乡镇的实际情况搞一份详尽的报告，尽快报上来，供县政府参考。但是切记不能搞假报告，如果发现了谁搞假的查出了我撤他的职。我到千乔县来的时间不长，但我到下面了解了一下，也接触了一些人，知道在现在农村确实存在着许多具体问题，尤其是我们干部的浮夸作风问题最为严重。比如一个乡上明明群众的收入呈下降趋势，可是报表却反映是上升，而且上升比例是百分之十左右，不高也不低，符合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出的要求。这样一来无形中就加大了群众的负担。这是一。二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农村最困难的是收提留统筹款子，群众躲之唯恐不及。这是现象，根子在什么地方？根子在于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自从1997年以来，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农民的实际收入也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可我们从农民那里收的款子不但没有下降还呈上升趋势，你说农民能买我们的帐吗？这样一来我们与群众的关系脱节了，群众已经不把我们当成自家人了。为什么呢？过去我们下乡时，吃的是派饭，现在吃的是什么？派不出去。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与过去的农村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想想，我们与群众的感情有什么变化没有呢？我们为群众办了多少值得他们称道的事呢？是十万亩果园吗？是帮助他们增加了收入吗？是帮助他们调整了产业结构吗？我们仅仅是就提留抓提留，但我们把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忘记了，那就是服务。服务。同志们。这些年我们把为人民服务给忘记了。我在这里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给一个村子给一个乡镇的农民每家每户每人每年增加一到几千元的收入，你说群众能拖欠那点提留与统筹款子吗？说到这里，我建议仁义乡的孟书记，你们现在要在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上下功夫，至于你们所说的减少林特产税的问题，常委会会议再议一下，以后再作决定。

于化奇也说，困难是有的，但前途也是光明的。我们可千万不要把树木当成了森林。所以今天的会后，各乡镇回去还是按过去布置的任务抓紧完成夏季的各项税收任务征收，不能拖欠，也不能滞后。至于有的乡镇存在的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对待，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会后，于化奇对夏雨浓说，看样子我们还得想办法，要不，今年的日子可够呛。

夏雨浓说，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于化奇说，现在除了我们自己想办法外，只有到市政府寻找援助了。要是市上能在财政转移支付上多支付给我们一点，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的。

夏雨浓说，可以把情况向市财政反映一下，也要向市长反映一下，要让他们了解千乔县的实际情况。但关键的还是要加强和培养我们自己的税源，经济上不去，说什么都是空的。前不久我们讨论的县药厂的拍卖问题，看样子得下决心了，不能再拖了。药厂职工的思想工作作得基本差不多了，与省城那边的谈判要抓紧进行。如果能达成协议，我们可以一下子争取到000到4000万元的资源置换资金，这笔资金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以后我们每年就可以稳收000万的税收，比起我们自己经营来那简直是强多了。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说，仁义乡的协议签了后资金到位没有？

于化奇说，月内可以到位。

夏雨浓说，孟春秋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

于化奇说，这个狗日的看不来还干了一件实事。

经过反复思考，夏雨浓决定把全县的十万亩果园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考虑，给这一历史事件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正确的评价，从而把全县人民的认识统一起来，再不要在这事上枉费精力。他带领县级机关干部到被果园问题折磨得百孔千疮的仁义乡火石村参观，不少人面对着群众挖放到麦场上大磊大磊的树枝，面对着群众家里空空如也的房子和他们麻木的神情，流下了泪水。以前他们只是听说群众受到了多少损失，但是那时候他们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只是觉得问题怕没有那么严重吧。现在他们看到了，心里受到雷霆样的冲击与震动。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几乎是在参观中就要求县委赶快对十万亩果园从理论上做出否定的决定。他们说我们共产党人再也不能搞什么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了。

在此基础上，夏雨浓又把那篇《乡下一日》让办公室打印出来发下去，让所有干部看看我们的群众生活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上。做完这些工作后，夏雨浓与副书记文书苹交换十万亩果园的处理意见。

但文书苹思想上却十分矛盾，从情理上说，她也知道应当对这起牵扯全县政治经济发展的大事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因为群众所受的损失在那里摆着。但是从理性上来说，她又不想否定十万亩果园，因为她所要寻找的政治靠山就是白廉，她不想得罪他。但是她仔细分析了一下形势后又知道单凭自己一个人是扭转不了县常委会的意志的。作为反对派主要力量的于化奇现在也可能要站在夏雨浓一边，其他常委们在仁义乡的表现也说明了他们要倒戈。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反对的声音也就非常弱小，如果自己再固执己见，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她想静观事态的发展变化，如果常委们都反对十万亩果园了，那她也就反对吧。

想到这里，她说，夏书记，这事儿我还没有考虑成熟，等我考虑成熟了再说吧。

夏雨浓却很固执：我现在就想知道你的意见。

文书苹有点生气了，心想你是逼我上梁山啊。也就索性一古脑儿地说，如何对十万亩果园做出评价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这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还牵扯到如何对待历史问题。我记得在我们县一级好像从未做过这么重大的对历史事件的什么决定。只记得好像在中央做过什么决定，比如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什么什么的决定。再比如关于什么遵义会议的决定。虽然我们现在认为十万亩果园建设是错误的，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却是正确的，这又牵扯到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对真理的认识问题，我们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这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话，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前头会出现什么不可或遇的特殊情况，如果我们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又否定今天，那我们还敢干什么事？再说，当初我们是为群众办实事的啊？群众也是同意的，并不存在强制行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牵扯到一大批干部，有的还是领导干部。如果我们做出的决定说昨天的某位领导干错了某件事，他会是什么想法？

夏雨浓说，我们必须把焦点对准群众的利益，不要再在其他皮毛的事上做文章了。是的，这中间牵扯到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牵扯到对各级干部的评价问题，可这些比起群众受的损失来又何其微不足道。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养成了遇事光从自身和领导考虑的习惯，没有从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群众的利益的法码在他们的天平上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光想的是自己，群众就会脱离我们。现在虽然群众没有向法院提出诉讼，但是我们如果处理得不好，群众终有一天是会向法院起诉的。与其在那个时候被人们告上法庭，还不如现在我们自己来纠正自己的行为，自己来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

文书苹用意志掩饰着自己的不满，说，夏书记，我保留我的意见。

夏雨浓说，我想，咱们之间最好要保持一致，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文书苹说，可我觉得一时统一不了。

夏雨浓说，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文书苹说，夏雨浓同志，我不是说你多么愚，但是你得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有机联系的，不是割裂的。十万亩果园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它绝不是小事。

夏雨浓说，我建议你把《乡下一日》好好看一下。

文书苹说，我已经看过了，可那能说明什么问题？能说明我们必须要否定以前的作法？

夏雨浓说，能说明好多问题，一是我们共产党人与群众的关系到底如何。二是群众现在的生活到底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就像电视上报纸上说的已经过上了小康？三是我们党所信奉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到底坚持得如何？

文书苹说，言过其实了吧。

夏雨浓说，不，一点儿也不言过其实。书苹同志，我一到农村去就想哭，看见群众家里的寒酸样子心里就像针扎一样难受。

文书苹说，夏书记，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观世音菩萨，她是带领无产阶级和工农群众前进的先锋队。

夏雨浓说，可我们共产党人也绝不是冷血动物。如果我们面对群众的贫穷无动于衷，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

文书苹说，夏书记，你说说，十万亩果园是谁之错？

夏雨浓说，是我们千乔县前几任领导干部尤其是原县委书记白廉同志之错。

文书苹说，可是你这样把结论做出来会起到什么作用呢？现在是与事无补啊！再说，我们是集体领导，你怎么能把问题全部放在白廉同志身上呢？这怕不公正吧。

夏雨浓说，不是与事无补而是与事大有用处。现在全县老百姓虽然没有到法院告我们，但没有人告我们并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就对了，恰恰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对，人民对我们宽容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宽容自己，我们应当很好地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失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我们办的是一个企业，企业亏损了，企业把成百万元成千万元亏损了，而这些钱财又是我们个人的，那么我们会是什么感受？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而且从我们党的传统上考虑，我们也不能听之任之放任不管。我们是唯物主义，不是唯心主义，我们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如果我们现在发现了错误而又不纠正，那人民就会骂我们，就会不理我们。我们就会脱离人民群众。这中间的道理我不说人们也都明白。所以现在思想还不通的同志，要好好反思一下，把自己的立脚点站好，把看问题的角度选准确。现在，当十万亩果园成了阻拦人们前进的障碍时，我们必须把这个障碍搬掉，从理论上把问题搞清，这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行为，这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作风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十万亩果园的问题搞明白，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卷。再不能熟视无睹了。你刚才说到集体领导，责任不能在白廉同志，我想这不对。白廉作为当时最高负责人，他应当负担决策的责任。如果我们以集体为名义而让个人逃脱责任的惩罚那更是不公正的。

夏雨浓一下子说不服文书苹，只好作罢。他相信她一定会通的。他说，文书记，我相信你一定会想通的。

文书苹笑说，夏书记，你不要太乐观了。这事儿你最好先把外围的工作做好再在常委会上提出来研究。

夏雨浓又与于化奇交换意见，于化奇坚决不同意对十万亩果园问题作什么结论。

于化奇说，夏书记，我们千乔县不是党中央，也不是省委或市委，我们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介县委罢了。我们也就是封建社会所说的七品芝麻官员之类的人物。从道义上我也觉得应该做出一个结论，把是与非好好总结一下，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出什么结论。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是在大气候下所从事的工作。就说十万亩果园吧，当初谁不说那是千乔县的伟大创举啊。谁不说那是千乔县的财源啊。谁不说那是千乔县的富民工程啊。可曾几何时，形势变了，市场变了，大的外部环境也变了，我们当初的好心办了坏事，你现在回过头来要对历史进行算账，可这公平吗？你说原任书记与当时的官员都错了，可你能说省上市上那时都错了吗？我们所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根子不是在我们这儿，而是在上头。上边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那是计划经济的遗毒在作怪。怪不得我们啊。

但在于化奇的内心里，他是热切欢迎夏雨浓去吃螃蟹，如果夏雨浓搞烂了搞错了把上级的领导都得罪光了，他也就休想在千乔县再呆下去。而自己如果不站起来反对的话，事情传出去对自己也不好。但他又知道夏雨浓是个很固执的人，他认准了的事非干到底不可。这样的话，就是他反对与不反对夏雨浓都不起作用。他想先做出一副反对的姿态再在以后转弯子也何尝不可。他可不想当一个犯上的刺头子。而夏雨浓的这种刺头子精神现在却正在势头上呢。这样更好。事情往往不用自己去劳心费神就会向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这就叫顺其自然。这就叫无为而治。

夏雨浓从文书苹和于化奇这里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他的心情有点沉重。他在心里问自己，有关十万亩果园的问题能不能绕过去？

他决定到基层去问问农民，到基层看看人们是如何对待十万亩果园的。

这天他带上县委综合组组长凤小莺一同下乡。夏雨浓自从上任后很少带她下乡，他大多数时间是与丁仕宁一同下乡。但是他觉得丁仕宁有些圆滑，也有些太世故，没有办法与他交心。他看他的眼睛常常是揣摸的样子，那眼神让他心里不舒服，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他在心里寻思该找个什么机会把他调整一下从事另外的工作。他在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岗位上呆的时间太长了。太长了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缺乏了创造性。但与凤小莺在一起就没有这种感觉，而是觉得心情舒畅。凤小莺也没有生疏的感觉，而是又说又笑的。

在车上，夏雨浓征求凤小莺对十万亩果园的看法，凤小莺想都没想就说，这事儿明摆的是我们搞错了，把老百姓亏了，使他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我们有些人就是睁着眼睛不认账，把自己的责任一古脑儿往上级身上推，说是什么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什么上级领导错误的决策。可他们就没有想到，上级什么时候让我们瞎指挥？上级什么时候没有让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你说说，我们县有多少科技人员，有多少中层干部，可他们的技术水平高低与自己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你干的好了是那么点工资，你干的差了还是那么点工资。老百姓的收入高低与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么。

夏雨浓说，我不明白，那些年千乔县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与县上的瞎指挥作斗争？

凤小莺说，有啊。我听到一个人，是县桑果站的果树专家，他与县上错误的作法进行了斗争，可惜孤掌难鸣，还被县上调到离县城有五十里地的桑树林试验农场去了。

夏雨浓说，这人是谁？

凤小莺说，叫潘树森。

夏雨浓说，走，看看这个潘树森。

凤小莺说，不去农村看看了？

夏雨浓说，另找时间去吧。其实看了柳学泳的散文，我现在倒怕下乡了。

凤小莺说，你这人心太软。一到农村就会流泪。

夏雨浓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乘坐的桑塔拉小车向北一拐，拐向了千桑路，往桑树林试验农场开去了。

这是一个头发已经斑白的老人，年龄大约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当他看到一辆小车从试验农场的小路上开过来后，他站在那里好久都没有动。阳光下，他的眼睛细眯着，头上的银发赫然闪光。夏雨浓一眼瞥见他时就觉得这人在那里见过，怪面熟的。但老人眼里的怅惘与落寞却像厉剑一样刺向他的心里，让他的心里一震。他下车后紧紧握住潘树森的手，说，老潘，你身子好吗？

凤小莺在旁边说，老潘，县委夏书记看你来了。他是咱们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

潘树森笑着说，你好，欢迎你到这里来检查工作。说着在前头领路，往他住的屋子里走去。

夏雨浓边走边与他说话：老潘，你来这里几年了？

潘树森笑说，好几年了，刚来还不习惯，现在习惯了，这里空气挺好的，也没有什么污染。夜晚静得像没有人一样。

他们几个人走进潘树森的简洁明亮的小屋子，在几张简陋的沙发上坐下来，这是一明一暗两间房子，外间的作了会客室，里边的则作了卧室，卧室上挂了一张白门帘，把里边与外边隔开了。潘树森拿出烟招待夏雨浓，夏雨浓则说他不抽烟。夏雨浓发现潘树森的小桌上摆着一摞子薄厚不一的书，大都是有关农业科技与果树方面的书籍。靠墙的一张小桌上摆着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旁边是一架已经过时的老式衣柜。夏雨浓正要问他什么，却听到从里边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树森，外边是谁呀？潘树森赶紧向夏雨浓说，我老婆在里边，她有病，已经好些年了，把钱没有少花，可就是看不好。夏雨浓说，什么病？

潘树森说，是风湿病。平时行动不便。

夏雨浓说，都在什么地方看过？

潘树森说，看的地方多了，西安、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唉，把没有跑的路都跑了，可收效总是不大。

夏雨浓说，她有工作吗？

潘树森说，有啊。可自从患了风湿病后就再也没有工作过，成天在床上躺着。

夏雨浓对凤小莺说，记下小凤，回去后咱们给联系联系，看有没有看得好的医生或者医院。

夏雨浓起身进去把潘树森的老伴儿看了看，出来后坐下与他拉起了话。

夏雨浓说，老潘同志，把你在桑果站工作时的情形向我们说说，我们想听一下。

潘树森脸上显出了一种有点为难的样子。犹豫着，可过了一会儿后他还是讲了起来。

咱们千乔县的十万亩苹果基地是在九三年定下的。当时省上提出要在乔山南麓发展百万亩林带，而乔山南麓包括我们千乔县。当时省上提出如能上到十万亩果园，就可以与省上的要求相配套，因此上可以列为基地县。当然列为基地县的话就可以享受到有关优惠政策。这是当时说的。县上于是研究上十万亩苹果园，会上大家兴致很高，把前景说得天花乱坠，仿佛只要把十万亩果园上去了千乔县一下子就跻身于全国富强县行列。我作为县上唯一的一个果树专家被邀请列席会议。在大家谈了好久后当时任县长的白廉提出请我说说意见。我很为难，因为县委与县政府的头儿们都对十万亩果园倾注了相当大的兴致热情，我如果一说真话肯定是对参加会议的人们泼了冷水。但我如果不说真话，那么全县的老百姓就要遭殃。我权衡再三，还是把自己的隐忧与担心说了出来。我说，从地理位置讲，我们这儿处于海拔500米以下，而苹果最适合生长的海拔是700到900米；从温差来说，我们这儿昼夜温差不大，而苹果适合昼夜温差大的地方，昼夜温差大苹果果质好，能卖上价钱，而昼夜温差小的话果质就会受到影响，以后销售肯定有问题。从第三方面来说，日本在发展果树上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那就是一村一品，一乡一品。

这样好调头，可我们是一县一品，如果以后果树出了问题，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第四，现在的形势不光是我们县上果树，其他的县也上果树，如果别的县都像我们县一样也上到十万亩果园，我们省是100个县，那就是1000万亩，1000万亩是个什么概念啊。这是谁也能想得到的，到那时别说卖苹果，就是把苹果收下储藏也是麻达。我这么一说后会场静了约有二分钟，我发现白廉的脸色难看的很，好像要下雨似的。我心中有点发慌，但是我不害怕，我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完了，思想便也轻松了。白廉在冷场了二分钟后站起来说话了，我清清楚楚记得，白廉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同志们啊，现在是改革开放时期，也是旧观念旧思想与新思想新观念展开斗争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我们每一个干部来说都是一场考验。

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干部的认识水平的检验。上不上十万亩果园并不是这件事的本身，这件事的本身反映的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能否保持一致的问题，也反映了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问题。所以不是一般问题。当然从技术角度来说，刚才潘树森同志提出的问题也值得考虑，但我要告诉同志们一个消息，那就是在我们将要大上十万亩果园的时候，我们也要大抓十万亩果园的配套建设，比如我们要上一个年生产十万吨或者二十万吨的果汁生产线，把我们县所产的苹果都能进行深加工。这样一来，我们的苹果生产就不仅仅是苹果了，它将是我们县的摇钱树，我们县从此就可以摆脱贫困了。

白廉县长说的未尝不是好事，可是我想，上果汁生产线，起码得一千万到二千万资金。现在千乔县从什么地方能拿得出来呢？除非是有外商投资。可是现在的外商大都是向沿海投资，谁肯向内地投呢？如果现在有人愿意投资也未尝不可。这样的话，建十万亩园也不成为问题。可你现在把没有成为事实的东西拿出来当作前提条件来决定上十万亩园，这本身就不对头吗。但是我发现当时参加常委会的人都兴致勃勃的，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所以我也就再没有说什么。

我再能说什么呢？我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果树专家罢了。人家能让我参加会议是因为会议上要有一个专家介绍情况，我如果再多嘴多舌那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了。那次会议上决定上十万亩果园。时间不久文件就下发了，全县大动了起来，各乡各村齐动员，男女老少齐参战，树苗是各乡各村统一购买，买来又统一往下分配，村上的农民谁也得栽树，不栽不行，不栽的照样扣果树钱。火石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好端端的肥田挖成坑栽树，村上群众不同意，到乡上反映，说他们村打过去就是以种粮为主，小麦产量在全县最高，面粉质量也最好，如果把种粮基地毁了，损失就可太大了。

但是没有人听得进去群众反映，人们的头都昏了，好像到了大跃进年代。我记得那年全县栽了十万亩苹果树。后来时间不久省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报导了千乔县全县大种苹果树的事情。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但是悲剧的阴影也就从此紧紧地跟上了千乔县的农民。他们每年都要向果树投入大量劳力物力与财力。由于作务苹果树费时费力，所以农民几乎没有时间再外出打工挣钱，不少农户从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苹果树，做梦梦着苹果树，他们把一切都寄托在苹果树上。

可是到了四五年以后，当苹果树挂果以后，市场形势却变了，苹果价钱大跌，尤其是关中道的苹果价钱大跌，没有市场竞争能力。农民叫苦连天，可是谁也没有回天之力。县上一位主管桑果的副县长使出了浑身解数，把苹果拉到广州，拉到上海，拉到北京，拉到成都，拉到湖北湖南，可是却只是个亏本。白廉原来说的果汁厂也因为找不下投资方胎死腹中。但是白廉却因在千乔县搞了十万亩苹果园而功成名就，被提拔到市上当了副书记……我粗粗算了一下，这些年千乔县的农民在苹果树上的损失是两个亿，两个亿啊！

潘树森的眼泪顺着脸颊汩汩地流了下来。

夏雨浓说，正是因为你提了反对意见，所以才把你从县城调到这个地方了？

潘树森掏出手绢擦了擦泪水，说，往事不堪回首，算了不说了。我个人的损失事小，可是群众的损失却事大啊。你到农村看看，那些农民多可怜啊。他们对我们共产党人寄托了厚望，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只是给人家带来了灾难与痛苦啊。我现在已经不气愤了，因为市场经济发展有个过程，而白廉当初也是为了给群众办好事，动机是好的。我气愤不过的是，当一个历史时代结束了后，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为什么不对过去进行总结，反而还把过失当作功劳呢？

凤小莺说，潘老师，这不夏书记今天就专门来与你谈谈过去的事，重新对过去进行反思。

夏雨浓站起来紧紧地握着潘树森的手：感谢你潘树森同志。你是我们共产党的骄傲。你说的事我都记下了。我会对过去的事情好好处理的。我还要向县委组织部建议，把你调回县城，你现在年龄也大了，老婆也有病，在乡下生活有困难。而且不对你的问题纠正也是不公正的。

潘树森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夏雨浓离开时潘树森把他送到公路上。当夏雨浓的小车开出老远他回头时，还看见他站在那里向他挥着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