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之行

准备下午三点钟离开学校去长沙。

舒国良有一个亲戚在湖南师范学院，两位老人住一个大单元，吃住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正岳麓山下，环境又好，闲了还可以到山上走走。燕妮丹是早饭后才听说昨晚发生的事，她赶来说早就想回湖南老家看看父母，正好顺路，要和我们一道走。

中午，三十三中钢二司的头头居国威来了，还有舒国良的哥哥舒国同。三十三中就在御碑楼，离傅强家不远。

一见面居国威就快人快语：“早上还没走到学校就看到那里堆满了人，说是一群人昨晚涌到一家屋里开枪打死了二十二中的一个流氓。一听说这事，就猜想十有**是你们干的。我和舒国同就说一定要赶过来看看你们。你们没得事吧？有没什么要帮忙的？我想你们现在肯定差武器，给你带把枪来了。”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我由衷地感谢他。

听说我们几个要去长沙，居国威执意要护送到车站。

细心的燕妮丹建议：先去李乾家一趟吧？他要多带些东西。

正准备走时水运工程学院送枪枝的车来了，柳英发要我们坐车出去，说这样安全些，何儒非送我们上车，几个人握手告别。谁也没想到此一别再聚首时，已是人到中年。

我们一行六人就这样离开了学校。本来只有五个人，多出一个小屈伟，他死磨硬缠一定要送。一路上全是居国威在安排，我们没有直接去中华路码头坐轮渡，而是绕道大东门再上电车过江。他还不让六个人走在一起，说这样目标大。他说小屈伟机灵，燕妮丹细心，他俩走在前面，有异常情况及时发出信号；我和他走在中间，他负责我的安全；舒家俩兄弟负责殿后。我们手里几支枪都是上了膛的，很有点如临大敌的味道。

过了江，大家放松多了。在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意外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马路边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平时我回家通常是坐轮渡，是在另一个方向的，未必她有什么预感？

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我就没有让母亲过一天安心的日子。

我家住在汉口民生路临街的三楼，离发生“6.17武斗”的铜人像很近，那天的武斗一直打到我家的凉台下。母亲几次向我说起她看到的一幕：一队彪形大汉手握长矛，追杀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而那几个年轻人满身是血没命地跑，被抓到的就往车上一扔，后来也不知是死是活。她说她腿子都吓软了，想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外面心里就更加发慌。

碰巧的是那天晚饭前后因为要拿伙食费我从水利电力学院回到了家里，母亲坚决不让我再出门。见好说不听，她搬把椅子坐在房门口说：“乖乖，你要出去就先把妈杀了，妈不要你死在前面要妈给你收尸。”

娘儿俩从五点多钟一直僵到晚上九点多钟。

最后我说；“妈你这样是没有用的，你又不是不了解你儿子，只要他拿定了主意的事，什么时候改变过？你不可能不眨眼地一直守到天明，晚上总要打个盹吧？你是愿意我现在坐电车平平安安地过去呢？还是让我半夜趁你打瞌睡时溜出去一个人走过江呢？”

我的话击中了她的软肋，两害相权取其轻，她无奈地作了让步。

不知是我们的神色透露了某种信息，还是一次带这多同学到家里来的少有情况引起了她的警觉，母亲看到我们一行人后的表情有点复杂，疑惑的双眼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进屋后我告诉她今晚要到外地去办点事，回来拿换洗衣服和生活费。

她没有习惯地接着问到哪里或者问什么时候回，而是不无担心地问你们没出什么事吧？

我有点惊奇母亲的直觉，但还是不愿让她知道，就装着有点不耐烦地说没有，你想到哪里去了？自以为这样能打消她的怀疑。

其它人也连忙向她解释是社会上发现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传单，联合专案组怀疑与我校一个湖南籍的同学有关，学校决定派李乾去外调。这是我们路上都商量好了的。

“我也弄不清楚你们说的事，没出事就好。我去厨房弄点吃的，你们先坐一下。”她给几个同学打了下招呼，转身进了厨房。

她刚出门我们几个就相视一笑，以为把她蒙过去了。

在母亲关切的目光里，我风卷残云般地把这晚餐塞进肚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下一次在母亲的注视下享受她亲手做出的菜肴，竟要等到磨难绵绵不绝的多少年之后，并且是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

我清理好了准备带的东西：一册《**选集》精装合订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一本《联共（布）党史》，一册《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几本文化革命的资料加上两套衣服，迈腿就要走。母亲拦住我们，说她先出去看看，没什么异常再走不迟。

这下轮到我们懵了。

原来不露声色的母亲心里镜子似的明白。难怪说母子连心，儿子的什么事能够瞒得过做母亲的？能瞒得住眼也瞒不了心。她没有追问我们，是她太了解她的儿子，生我养我十八年，什么不清楚？现在儿女大了，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志，而她觉得自己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儿女都是国家的人，自己搞不清楚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无力改变儿子什么，只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为儿子做点什么，尽可能为儿子遮点雨挡点风。可怜天下父母心。

尽管在外面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母亲还是坚持要我们从楼顶的凉台经另一栋楼下去。临分手时，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也不敢想母亲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走了许久我再回头时，依稀看见母亲还伫立在肃杀的寒风里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

在武昌火车站，居国威，舒国同，小屈伟和我们依依惜别，大家都有点心事，空气显得很沉闷，但究竟是什么心事也说不清楚，傍晚我们上了去长沙的列车。

一夜睡得都还不错，等我们醒来时天已蒙蒙亮，火车快到捞刀河了，下一站就是目的地长沙。

眼睛看着不断往后飞奔的窗外景物，心里却还是“1.5事件”在缠绕。我问舒国良如果警司（武汉警备区司令部）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样？

他一时无从答起。

见他没有回答，我突发奇想，慷慨激昂，尽管心里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应该在市里开一个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红十月为民除害所作的贡献，并奖励我们一批枪支，这样在社会上就会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让那些流氓胆战心惊，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在公，检，法目前基本上已经瘫痪，已不能有效地发挥维护社会治安职能的情况下，只有依靠造反派，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才能保证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

舒国良和燕妮丹听后都笑出声来。

舒国良笑完后很认真地说：“不行，不行，如果表彰了我们，那肯定会遍地开花，武汉市不乱了套？”

是啊，表彰肯定会乱套，不管会不会乱套呢？如果警司管，他们会怎么管呢？舒国良的话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点小小的不安，只是“革命小将”的光环没让自己再往深处想，这不安很快就过去了。

“我送你们到湖南师院后再回家，看一下父母就来。”

燕妮丹的话让我有点意外又让我有点感动。现在才知道她这一次出行主要不是为了回家，并且后面的行程告诉我，她根本上就没有准备回家。

从火车站到湖南师院，是沿长沙市的中轴线走过的。他俩是极热心的向导和解说员，尤其是燕妮丹，一路上柔声细语，对每一处历史遗址和主要景物都不放过。哪怕不从那里经过，她也要告诉我所在方位，然后细细介绍一番。

硝烟犹闻的五一广场还在诉说着当时武斗场面的惨烈，枪弹留下的大窟小眼比比皆是，名闻天下的湘绣大楼一片狼籍，以前的风光荡然无存。燕妮丹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惨烈场面和末微细节，湘人的骠悍和义无反顾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相比之下，武汉的武斗只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外地盛传“6.17惨案”死了一百多人，说像回到了二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大刀长矛飞舞，呻吟和惨叫声不绝于耳，铜人像一带血流成河，那只是有点夸大的传言。在此想起一百多年前曾国藩湘军的骁勇善战，想起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义无反顾和几十年前湖南农民运动的狂飙横空，对已融入湘人血液中的那种尚武精神和逼人豪气，算是有了一点实实在在的感受。

小船缓缓穿过碧绿的湘江，清冽的江水被激起浅浅的浪花，伫立船头，放眼看去，湘江的尽头和如洗的蓝天和谐地融为一体，身着浅黛色冬装的岳麓山，慢慢拨开缭绕的晨雾，似乎在讲述眼底的千年风云。面对此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感受油然而生。

燕妮丹提议一定要在橘子洲头走走，沿着伟人当年留下的足迹，感受一下当年伟人心境和抱负，她说她也好久没来这里了。

我们信步走着，一股景仰之情从心底涌起。青年时代的**就是在这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读透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为后来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立足湘江，胸怀天下，写下了一系列彪炳雄文，参与领导了“驱汤”等湖南早期的革命活动；他联络了一大批立志改变中国面貌的仁人志士，以一个弱冠学子，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想到这些，就感到一股热血在心中涌动。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到他老人家当年学习、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好好感受一下，这次大概能如愿了。

好像没走多久，我们就来到了岳麓山下，意外的是在湖南师院怎么也没有能找到舒国良的亲戚。在一个快到半山腰的地方，我们找到了那栋小楼，门牌号码是对的，但住户不对，不是我们要找的人，相邻几个号的住户也不是。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下子三个人的兴致全下来了。舒国良好像是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似的，一脸的歉疚，说可能是搬了家没来得及通知。我们想了好几个补救的措施，但都缺乏可操作性，三个人心里多少都有点郁闷。此时已是中午时分，肚皮开始不安份了，不管后面该怎么办，先把饭吃了再说。在一家小餐馆里，我嘴里吃着心里还在想就是现在回去也不虚此行时，燕妮丹不紧不慢地说出了她的建议：

“我有个哥哥在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虽然住的是集体宿舍，但在运动期间肯定有空出来的地方，我们可以先去住几天，然后舒国良一个人回去。一是搞清楚他那个亲戚的住址，二也可以了解我们走后学校的情况，三还可以处理一下班上的事情，然后再住到他亲戚家去。”

她还是一如往常的不紧不慢，柔声细语。

在她话音刚开始时，我就望着她并仔细听着，舒国良也停住了手里的筷子。她一说完，我和舒国良都感到这真是个好主意，甚至比顺利找到舒国良那位亲戚还要好，刚才的郁闷一下不见了踪影。

去火车站的路上，路过一家取名红旗的照相馆时，我突然想起今天是1月7号，是自己十八岁的生日。不经意间，我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大人了，且这个生日是在**的革命实践开始的地方度过的。我要留个影，让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天有一个永久的纪念。

十八年后我看到了这张写着“十八周岁/六七/十二”的照片：浅浅的头发，一脸的严肃，似乎对照相有点紧张；想让自己显得成熟稚气却无法掩饰地从脸上透出；下垂着的双手自然地半握着，是不是潜意识里认为手里还拿着一样什么东西；因为身上还别着一把“家伙”怕露馅，想把身子挺直也没有做到，活脱一个刚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愣小子，着一身军装，穿一双大皮靴，被人推到了照相机前，在不熟悉的灯光下有点不自在地站着。他的内心在那一刻的感受，他的思绪在那一刻飞到了哪里，这些却是旁人无法知晓的。实际上从这一刻开始，国家变不变色，党变不变修这样题目很大，能让人热血沸腾的东西在他心中慢慢淡出，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索在这里开始。“1.5事件”在他心中打下了一个永远的结。

燕明权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表现出的热情出乎预料，燕妮丹有点小小的得意。

我第一次听说燕妮丹这个人是在文化革命开始前的一年。

那天晚上全寝室的人都已经钻进被窝，高胜祖（就是那个大腿被子弹打穿的物理课代表）突然从被子里爬起来说：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人真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不讲出来我睡不着。”说到这里他又突然停住了，就像刚才突然从被子里爬出来一样。

“老屁，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莫搞得我们都睡不着。”有同学急了。

“老屁”是他的绰号，此绰号的由来是在刚进校不久，因消化不良，安静的课堂上他突然放了一个响亮悠长且气势磅礴、但对坐在旁边同学嗅觉的刺激并不明显的屁。

他稍稍平息了一下接着说到：

“我实在是有点激动。这个人就是（）班一个叫燕妮丹的女生，切片检查确诊是癌症，医生说大概还能活三个月，最多就半年。如果换个人可能早就垮了，但她表现得很豁达，很平静，说活一天就要多少活得有点意义。现在她每天就在团委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常有些高中的女生晚上到寝室去看她，想到几个月后癌症就要夺去这个女孩的生命，不禁眼泪汪汪的，她还反过来安慰别人。”

高胜祖的话音最后竟带有一点哽咽的味道。

全寝室的人睡意全消，开始有人问谁是燕妮丹，老屁描述了半天大家还是一头雾水。虽然不知道具体是谁，但这个名字，这件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后来碰到（）班的女生我就要悄悄问老屁谁是燕妮丹，这样问了几次后才对上了号。再后来在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上看到她是四签名之一，再后来“九.二-四绝食”后第一次上京告状回来，几个同学到车站接我，很意外地看到了她，才知道她也是“少数派”，相同的观点让我们相互认识了，她支持南下“一小撮”让老红卫兵里的几个核心人物很意外，说她应该是和他们一起干的。她告诉他们：支持南下同学是她理性思考的结果。随着接触的增多，她的才干逐渐显现出来。思想活跃，文笔优美，消息灵通，不时有让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外交能力更是出类拔萃，自如的举止，不凡的谈吐让她到任何一个陌生地方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人另眼相看，想办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她班上造反派很少，就一直跟我们班在一起。高中的同学因此常开玩笑说她是我的高参。

第二天我们去株洲市区转了一下。一幅在白纸上画出的图画，一座整洁的新兴城市，这是我的第一感觉。走在株洲规划有序，笔直宽敞的马路上，和在武汉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有着强烈的对比和反差。

武汉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埠，是在岁月的长河中，毫无规划意识地一点点积聚发展起来的。加上长江流经此地时，由于地势的原因，已是西南——东北走向，更给无序的发展添乱添堵。等到人们对发展有了规划意识时，很多东西想改变却承受不了那太大的成本了。而在无序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商业文化又造就了一批带有流氓无产者性质的小市民，虽然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在生活环境有根本的改变之前，出现新的像孔威、傅强这样的小流氓恐怕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边走边谈，从株洲的城市规划谈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从生活环境谈到其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影响，甚至断言在株洲绝不会出现象武汉那样猖狂的流氓势力。我们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探讨我们在武汉想解决的问题，阶级斗争、专政，好像都不是最好的办法。究竟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我们陷入了沉思。

回到田心车辆厂，燕妮丹的哥哥说明早有车去**的故居韶山，问我们去不去？我想都没有想就告诉他：去。

第三天我们很早就起来了，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了韶山。正值隆冬，虽然车上有一个蓬，但人还是冻得够呛。

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们怀着虔诚、景仰的心情，随着参观的人流缓缓移动，仔细观察品味每一件展品，耳边不时响起解说员饱含深情的声音。

走出故居，我来到对面稍远一点的田埂上。

环顾四周，远处山峦起伏，在群山环抱之中，冬日的阳光好像格外眷顾这间并不起眼的小屋，在望不到尽头也数不清楚的群山簇拥下，暖暖的阳光似乎给这处小屋罩上了一道耀眼的光环。当年，一个清秀的少年在这里接受了人生最初的洗礼，走进了山外的大千世界，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面对虎视眈眈的列强，他发誓要改变这一切。他找到了一个最强有力的支点，这就是创建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他找到了一个最有效率的杠杆，就是创建一支人民的武装。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他用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的惨烈牺牲，率领一支不可阻挡的铁流，最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许多看似偶然的背后，历史选择他是一种必然，他成功了，他改变了世界。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可以复制么？不可能。既然不可能，那我们今天来这里学习什么呢？学他上过私塾放过牛？不是；学他在门前池塘里游过泳？学他帮父亲管过账？都不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学他认清自己的处境，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找到自己人生的支点和杠杆。面对伟人的故居，我好像有了一点感悟。

第四天下午，我就有点呆不住了，想回武汉。

这念头一产生就在脑海里不停地膨胀，看什么都看不进去了。原以为我会关起门来静下心看上一段时间的书，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一年多来，一直生活战斗在风口浪尖上，似乎每天都有新的问题要面对，要思索，要处理。尽管很累，有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但很充实；有时承受的压力巨大，只有到长江里中流击水才能稍稍缓解，但毕竟还有方法缓解；有时很危险，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是命悬一线，但那只是一种特别的体验，虽然当时很紧张，事后却是一种感受生命顽强的快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憋得慌。一定要回去，并且尽快。

晚上把这想法告诉了舒国良和燕妮丹，他俩不怎么同意，主要是担心我的安全。舒的态度在我预料之中，燕原来对我们搞得如此紧张是不以为然的，怎么也不支持？但我主意已定，他俩也只好依着我。接下来要商量的是回去后住哪里？学校暂时是不能去的，想去革委会也不会同意；回家也不太妥，对方肯定会把我家当作一个注意的目标；在几个同学的家都被否定后，我憋足劲说出了早已想好的地方：屈慧君的家。理由一是她家在北湖，属于武汉郊区，对方不可能想到这个地方。二是小屈伟和我住一起，可以学校家里两头跑，学校有什么事我都可以随时知道。我一说出屈慧君的家，他俩一愣，很有点意外。虽隐隐约约知道我对屈慧君有好感，但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以革命的名义要住到她家里去。但静下来一想，他俩也认为只有她家合适一些。燕妮丹没再吱声，舒国良提出疑问：屈慧君和她家里会不会同意？这还真没有把握，虽说是“蓄谋已久”。我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安排一下，行不行你来封电报，坐明天的早班车走。

说出屈慧君三个字对我来说需要勇气的，当时我心里很有点紧张，说话都有喘粗气的感觉。这是我心中的又一个结。

舒国良是11号早上走的，收到他的电报是1号下午，很简短：屈同意速回告知车次在车站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