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一些对你的议论，说你清高，不能和大家打成一片，来了一两年，就没有和人家打过一回牌、下过一回棋，说你这是瞧不起他们，看来还真有人在注意你。我觉得你也不要太认真，不一定硬要坚守一个什么理念，偶尔过去凑一下热闹，你也不损失什么。”

说话的是我的一个好友，绝对是好意。他原是一个技校的学生，文化革命中手枪走火误伤了他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死者家里一直要求放人，法院就是不干。我到劳改队的第一天就是他告诫我要少说多看多听。不过，这样的议论我不是第一次听说，也不止一次地想过这问题。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他所受到的教育和所接受的思想，他的个性，他的追求和信念再加上整个社会的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合力，决定了他人生的运动轨迹。现在，不可知的命运把我们的人生轨迹迭合在了一起，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我们认识了。在这之前我们互不相干，各有各的人生追求，各有各的生活内容。当这迭合的过程中止时，绝大多数人会改变原来的生命轨迹，这反映了愿望在命运面前的无奈。有些生命可能就纠缠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形成了新合力，可怕的是这新的合力不是让人上升，而是令他们加速下坠，让他们面目全非。这就是我时刻要警惕的自甘沉沦。

这个劳改队运转了多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

从管理监督的干警到被监督改造的囚犯，价值取向尽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知道这里的游戏规则。作为干警，他们认为自己是代表人民、代表政府、代表专政机关来对你们这些犯了罪的人实施改造。你能靠拢我，有事无事往办公室跑，汇报一下张三，检举一下李四，这说明你是下了改造决心的，因为这至少会招来对你的同样的监督。为此干警们下了大功夫，顺之者昌，表扬、记功、减刑等着你；逆之者叫你不得安生，大会小会敲打你，明知别人说的是假的，就因为你从不汇报别人，也不来套近乎，就当真的来处理，看你来不来找我？这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没有人不对他们迎以笑脸。现在你李乾是一个少见的异类，软硬不吃，眼里完全没有他们，这是不能容忍的。但又找不到你犯点什么事的机会来出一记重拳，有人在耐心等这个机会的出现。

在犯人眼中我同样是个异类。他们学艺都是师傅口传身授，师傅不教就设法讨好，实在不教就耐心等，从不敢去请教别的师傅，这大概是行规。你怎么能不守规矩，私自去问别的师傅呢？他们不看书，车工学得蛮好，你怎么有空就抱著书啃？显示你有文化他们是老粗？尤其是不到半年就要独立操作，你才来几天就要和他们这些老师傅平起平坐，这不是坏了多少年的规矩？车间里多年的工艺、夹具用得好好的，就你能？搞些新名堂。你有点文化有点能耐他们也不否认，但你要和他们打成一片，怎么总像和他们格格不入呢？你清高个什么？

劳改队也是一个小社会，也是一个集体。尽管大家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到这里来的，尽管每个人都巴心巴肝地希望能早点离开这里，为此不少人还使出了浑身解数，什么都可以拿出来交易。但只要还没有离开这里，好像每个人都害怕被排斥在这个集体之外，都自觉不自觉地认真寻找或认可自己在这个集体中的位置。每个休息日的晚上，你看监舍里面的热闹劲，打牌的，下棋的，坐在一起神侃的，里面烟雾缭绕，吆五喝六，此时你兄弟我拐子的气氛就出来了，改造的弦就不那么绷了。你会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大体上组长们是一个圈子，准组长或希望当组长的尽量往那个圈子里凑；技术上的骨干也是一个圈子，他们是车间生产上的顶梁柱，出狱后他们的前景最看好；不入流的也有各自的圈子，三六九等，各就其位。我和几个另类坐在床上看自己的书，感到完全没有必要进入到他们的圈子里去，那怕是表面和暂时的。在这一点上，几个另类中我做得最彻底。我不害怕游离于这个集体之外，我本来就没有想融入这个集体，我有我的支柱，我有我的生活内容和安排，精神上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除了生产流程需要我和他人发生联系外，我可以不与任何人来往。这样碍着谁了吗？没有，只是这让有的人觉得我是个异类，心里有点不舒服而已。你不舒服我就有义务一定要让你舒服么？你们不习惯，不要紧，时间长了你们会习惯的，不仅你们会习惯，连政府管教也会习惯。我都习惯了伤害我的人，我不伤害任何人，你们有什么不好习惯的？我也知道是哪几个人说我清高，他们对我不满意，是认为我应该融入到他那个圈子里去，他那个圈子大概就是犯人中的主流圈子。但我没有，这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问题是连中队管教给我画的那么大的饼子都不能吸引我，你那个圈子就能吸引我？现在，你打你的牌，我看我的书，若干年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河，我们相安无事，该多好。

其实我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圈子，只是那个圈子不那么显眼而已。是对知识的渴求把我们几个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圈子里，我们都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都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我们都不甘沉沦，我们都不屑打小报告。我们相互借阅世界名著，像《安娜-卡列琳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通宵看完的，包括从外面借来这书的那位。为了让圈子内的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本书，他也是熬一个通宵，那个圈子里面的人就是这样一批朋友。我们相互交流当时还很珍贵的高中数理化的课本，学习中碰到什么难题就找机会在一起切磋。逢年过节各个中队都要办庆祝专刊，我那几个好友总要写点小诗，相互唱和。劳改队和看守所有太大区别，这是一个不允许有思想的地方，谁有自己的思想谁就会被打入十九层地狱。因此这里不可能有我期待的思想碰撞，更别指望能闪现的思想火花。我们不谈思想，不谈认识，不谈政治，尽管朋友圈子里有几个政治犯。我们不谈案情但都大致了解彼此的情况，只要在学习方面有共同语言，也不在意谁犯的是什么样的案子。在劳改队里学东西干扰少，心静，学习效率特别高。

在我因右脚踝骨骨折养伤期间，樊映川编的《高等数学（上）》我是三十天把它拿下来的，书内有一页缺了一部分，我正推反推硬把那缺的一点内容给补全了。我跟人打赌，说《解析几何》只需要三天就能学完，结果我赢了，三天后他任意在书上挑出的题都不能难住我。一次那位从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曾在武汉市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的朋友拿来两张卷子，说是人家请他做的，他没时间，要我帮忙，我很快做出来给了他。不料他很快又来找我，说那张北京市考中学数学老师卷子上的最后一道题他没看懂我的解法，我给他讲了一遍他才明白。1978年高考的数学和物理卷子当天下午有人拿进来给我做，几乎都是全对。在文化学习上，我开始在新生汽修厂小有名气，尽管这里有好几个正牌的大学生。连厂部会计室都说三中队有个实验中学的高材生叫李乾，这是有天到会计室去办事，无意中听那老会计说的。但在中队干部眼中，我始终还是一个危险的反改造分子，年终评审，给我的鉴定总少不了只重技术学习，不重思想改造，不能积极靠拢政府，走白专道路等等。

没料到的是开始有管教干部找我这个反改造分子给他的子女补课，并且一炮打响，在这里引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震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要从干警的子弟中招工，是公安编制，但指标只有两个，僧多粥少，无法平衡方方面面的关系，当头的最后采取文化考试的方法，取成绩最好的两名，这样谁都没话说。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二中队的一个队长找到我，要我帮他儿子补补课。时间很紧，只有一个星期，不过内容倒也不多，数学只补二元二次方程，语文更简单，他拿来一个有关理想的题目，要我帮他写篇作文。帮助人学文化我总是乐意的，何况这些内容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那篇谈理想的作文更是撞到我的枪口上去了。

理想这个词在我们那一代人的语言和文字中出现的频率真是太高了，她是远大，美好，壮丽，奋斗，献身的同义词。她孕育了多少平凡里的崇高、卑微中的伟大，书写出多少夸父追日的坚韧、精卫填海的顽强，她导演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理想让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英雄辈出，理想让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无怨无悔。看着这个题目，我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的课堂上，仿佛自己又是一个有崇高理想的少年，文思如泉水般往外涌，这篇作文一气呵成，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其中不乏富于哲理的神来之笔。后来才知道这个题目就是他们作文考试的命题，每个家长都是找人帮着写，然后叫小孩背，我无意中成了“枪手”。最后结果出来，这位队长的小孩榜上有名。更令我惊讶的是另一个干警子弟也能大段地背诵我写的这篇作文，没想到这作文竟会在他们中间流传。

我没有去适应这个环境，当然也不敢奢望这个环境来适应我，但我感到这环境开始有点变化，这里的价值取向有了点新的内容，好像我开始有了一点机会。

一天通知我到中队办公室去，意外地看到坐在里面的并不是中队的干部，而是从未接触过的管教股的陈股长。囚犯中习惯于喊他陈队长。

“劳改队要开办犯人文化班，有几个人说你可以担任教员，对你我不熟悉，今天找你来谈一下，算是作个调查。我看了你的档案，学历是初中，找你们中队干部了解，生产上虽然你还可以，改造上多少有点问题。在决定放弃你之前，我还是想听听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想不想说一下？”在我坐下后陈队长说。

“我想法很简单，犯得起法就守得起法，表扬、记功、减刑我都不想，只想老老实实把余下的刑期服满。那些积极检举揭发的都是冲着记功减刑来的，至于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内心干不干净，谁都心里有数。我理解为什么要号召积极靠拢政府，这是管理的需要，是要犯人能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不出乱子。我了解我自己，我不可能出什么乱子，别人监督我也好，不监督我也好，我就是这个样子。至于说监督别人，有那么多的积极分子，不缺我一个。再说我做人有我的底线，我不愿用检举别人来谋得自己的好处。

“**说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这里是劳动改造，劳动是改造的前提，是改造的手段，离开了劳动，谈什么样改造？那些生产上一塌糊涂，偷懒耍滑，成天只是琢磨着汇报整人的人，你说他出去后靠什么为生？他不可能自食其力，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对这个社会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当然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我说得有点极端。你要听我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就是我心里想的。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生产上我怎么样？刚才你也说中队干部说我还可以。他们是挑不出我生产上的毛病来，如果能挑出毛病，是不会用‘还可以’这三个字的。

“做文化教员我不敢说自己能够胜任，我只能说自己一直没有放松文化学习，相信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需要文化、需要知识的。李政道每次回国来，**都要接见他，那是因为他在科学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中队有人说我只专不红，红不红我自己知道。退一步说，就算是只专不红，只专不红也比不专假红好。”

这位陈队长静静地听我说完后又问我看了些什么书，我说：“高中的数理化已全部自学完，现在正在看《机械原理》和《材料力学》。”

“现在准备让你做数学教员，回去写一份清单，把上文化课需要的教具等用品都列上，明天上午跟我出去一趟。”陈队长淡淡地说。

这是命运早已作好的安排还是我的执着感动了上苍？一个不入流的囚犯在劳改队的处境戏剧性地出现了转机。几年来这个人在中队管教眼里始终是应该警惕、防范的重点，在犯人眼里是个总爱别出心裁、破坏规矩的另类，现在突然成了文化教员。我没有变，我还是那个我，是一个能改变我处境的人对我有了一点了解。这个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李乾注定了还会有灾有难，后来几次在我非常艰难的时候都是这位陈队长施以援手，让我得以渡过难关。这个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李乾和这位陈队长也有过思想上的碰撞，他对我也有过很恼火的时候，但我永远记得并感谢这位正直而且有高人一等水平的人。

第二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是我进这监狱两年多来，第一次跨出这里的大门，没有手铐，不穿囚衣，走进繁华的都市。我跟着他走上长江大堤，站在路边等进城的公共汽车。身边的这位陈队长神情平淡，既不是一脸的严肃，也没有让人想走得更近的笑意，一起等车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我是一个还有九年刑期的囚犯。从金口过来的车，高峰时也得间隔45分钟，车上总是有那么多的人。候车的人不少，我想绅士一点，但做不到，不挤上不了车。十多年没有挤过车了，原来挤车的感觉也会有这样好，几乎是一种享受。这是一种权力，能挤车你就是这个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你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员时才有这个权力，在你被踢出这个大家庭之外时，你被剥夺了这权力时你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在车上，下意识里我不敢离他太远，怕有逃跑的嫌疑，他好像不在意这一点，一脸的放松，我觉得他都没怎么注意我，只是在考虑他的什么问题。十一年了，第一次像个普通人一样坐在公共汽车上。就在昨天我还觉得离普通老百姓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现在我就在他们中间，真是不可思议。记得休息天时，有时我会透过宿舍二楼楼梯间的窗户，眺望远处的菜地，偶尔能看见几个菜农在田间劳作，当时觉得他们遥不可及，现在他们就坐在我身边，在外表上我们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我胆子大一点，我还可以和他们攀谈。一天前我还是个动辄得咎的反改造分子，在极端时，甚至我说谁好，谁就要倒霉，我说谁不怎么样，谁就会受到中队的公开表扬。我知道这是中队为孤立我、逼我走积极靠拢政府光明路的良苦用心。中队指导员还在大会上不点名的号召向我这样的坏家伙作斗争，要七斗八斗把我斗成一个积极接受改造的好犯人为止。想都不敢想一天之后我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坐在一车红男绿女当中。原来一个人处境的改变是可以这样迅速的，迅速到你的思想、你的感觉来不及变化、来不及适应。

我有了表现自己的**，想表现自己是一个值得委以这件工作的人，在一个书店里这机会来了。结算时，营业员一边念着每本书的单价，一边拨着算盘珠子，她刚算完我就很肯定地说：不对。陈队长和那营业员都朝我看了一眼，陈队长的眼神里是你凭什么说别人错了？营业员的眼神里有一丝不快：你脑袋比我的算盘还好用？尽管心里不舒服但那营业员还是重新拨起了算盘，这次算出的结果和上次不一样，我不再吱声，不说对也不说不对。营业员再算一遍，和第二次的结果相同，这说明她第一次确实算错了。营业员半佩服半解嘲地说：你脑袋真比我的算盘还好用些。陈队长脸上露出了欣赏，我知道这一幕绝对在陈队长心里印象深刻，会进一步坚定他用我的信心。其实我没有学过心算，是不可能跟上算盘的速度的，这里我用的是个位判断法，这是我即兴创造的：只注意个位数的对错，不管其它的数，这样我脑子肯定是够用的，个位数错了，这个数就肯定错了。所以她第一次的总数一出来，个位数不对，就敢肯定她算错了，她在算第三笔时就错了。用这个方法只能确定她错，不能确定她对，所以后来我就不再说话了。陈队长和那个营业员肯定不知道这里面的秘密。速算只不过是一种技巧，能即兴天衣无缝地表现自己并不存在的高速计算能力应该说是一种智慧。这是在欺骗这个给了我难得的信任的人吗？我觉得没有。营业员第一次结果出来，我说错了不是瞎蒙的，是我计算出来的，尽管只计算了个位数，她确实错了，我没说我计算出了正确结果，我的表现没有违背我做人的准则。也许陈队长更看重的不是我的心算能力，而是没有一点想借此机会自我吹嘘的**。

第一堂数学课的成功超出我的想象。

几个中队加起来共有50多位学员，长年的自学使我知道哪里是关键，必须讲透，直到讲得没有人再有疑问。没想到的是宣布下课时突然出现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在我的感觉中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长得我感到受用不起。这是久违了的掌声，还是在十一年前听过属于自己的掌声，这掌声让我心头一热。这是对我能力的承认，这是对我知识的承认，这是对我多年来一直不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坚守做人底线的肯定。这掌声是自发的，是发自他们内心的，也反映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坐在后排的陈队长可能也有点意外，我想他可能也会有一点感触。也许他早就想要在犯人中找一个这样的人，这不是树一个什么改造典型，他清楚这样的人做不了改造典型，只是在落实他的一些工作计划时，需要能实实在在干事的人，我被他撞上了。就像在第二看守所时那位所长把总在靠拢他的人撇在一边，用上我后就不放手一样。但那位所长是凭一种直觉开始的，陈队长的开始则更多的是对人的了解。

后来几乎每一堂文化课或技术课结束时都会响起属于自己的掌声，只不过我的心情没有第一次时那样激动。囚犯们对我多了一个称呼：李老师。尽管在三中队的处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但我已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