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九年等来的判决

1974年元旦在京山的战备监狱填了一首词，传给了几个好友。

甲寅新春赠诸君

——调寄卜算子

冰霜严寒时，孕育花满枝，否泰互通极必反，几多破涕事。丰年飞雪兆，甘甜困苦滋，莫道五更眸如锁，静候佳音至。

填这首词的时候，认为自己已经处在最坏的境地，只要是变，那肯定是朝好的方向变。也许是被我蒙着了，佳音来了，1974年月8号，在京山关了三年多后所长通知我们：你们的问题要解决了，明天回武汉。话语中透露解决问题的方案极其乐观，超出我们的想象。第二天两辆车准时开出，全没有来时的那种荷枪实弹的紧张气氛，没有当兵的押送，只有两个看守和我们在一起。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饱览无边的春色，憧憬着和家人、亲友相聚的时刻。

到了武汉市第二看守所，那气氛就像第二天就要把我们给放了似的，原存在保管室的违禁物全都不收，直接让我们进了号子，看守也不管我们这两个号子。我们在里面欢歌笑语，搞起了联欢会，每人都要出节目，一首《伏尔加船夫曲》，让那深沉、激昂、乐观、向上的情感，让那向着太阳唱起歌的心灵撞击久久不能散去。王老头唱歌不怎么样，但他的舞跳得真是棒极了，那风度，那韵味，那种完全沉浸在轻盈舞步中的自我陶醉，让人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传言说要一风吹，该补工资的还要补工资。有人不是那样乐观，这多年来失望的次数太多了。就是乐观的人心里也有郁闷，水运工程学院的俞明亮说：百万雄师的人早就放完了，头头放出去个个升了官，把我们放出去补点工资还不该？就算真的补了工资，谁能补我一个青春呢？他这话一出，大家都沉默了。（后来了解的情况是当时确实是要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省委书记姜一和省委组织部已经找柳英发谈过话，准备要他任团省委书记。）几天后情况好像有变，该收到保管室的东西又重新拿走，把我们这批人又打散和其它的人犯关在一起。在二所关了三个多月后又说一时不能解决问题，于7月17号又被送回京山。在京山又关了半年后，1975年元月1号再次说要解决问题，又被送回武汉。在二所关了半年，再一次说情况有了变化，还要等。

“七五年七月十七号，还是去年的同一个日子我又回到了京山。三到京山了。什么时候才能解决问题，见我父母一面呢？”

上面是返京山后在笔记本上写的一段话。

这次只在京山呆了很短的时间，只一个来月就第三次回到了武汉，还是关在二所。此时的传闻已完全不是第一次回汉时那些让人兴奋的消息，风向变了。那首《卜算子》里面的“否泰互通极必反，几多破涕事”成了一场梦，对我们来说应该改成“否泰互通极必反，只是梦里事”才贴切。

第一批一起去京山的难友此时放了几个，这几个本来就没什么事，更多的是判了刑。绝大多数案子都解决了，怎么就我这案子一直往后拖？传闻越来越不利，如果说第一次回来的感觉像是在九天之上，这次回来的感觉就是在九地之下，好消息来时是虚无飘渺，坏消息到时却是实实在在。对解决问题我早已不抱回家的奢望，能早日去劳改队就谢天谢地了。

大约是1975年底提我出去问过一回，来人见面就自我介绍是省高级法院的。我听后心里一格噔：只有判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这三种情况，省高级法院才来人对案，思量了一下，杀我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也不能肯定没有，看来我将在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中间三选一了，只是这选择权不在我手中。

来人说关了我八年是为了慎重，现在是解决我这问题的时候了。他着重问我跟“1.5事件”性质有关的问题，我听着听着感到他是带着我们是派性杀人的既定结论来的，此行只是履行法定的程序，来轻松证实一下已做出的结论而已。我暗暗提醒自己：事关“1.5事件”的性质不能有一点含糊，一定要说清楚。这不是我一个人判轻判重的问题，不讲清楚红十月在后人眼里就是一伙青面獠牙的暴徒，会让整个红十月蒙羞，让整个造反派蒙羞。

我用尽可能平和的口吻，用具体的事例来详细说明我们怎样善待本班、本校的不同观点的同学，不论他们曾经对我们做过什么，我们不仅没有过报复的行为，而且还忍辱负重，以德报怨，这样的事例在红十月里实在是太多，信手拈来就是。而孔威、傅强他们除了为非作歹，从来没做一件称得上是参加文化革命的事，在我心里一直认为他们是浑水摸鱼的一伙流氓。打死他们肯定是错误的，我愿意接受政府根据人民的利益给我的任何处分，但这个行动绝对不是出于派性。我这一番于情于理于客观事实都无懈可击的辩护词让来人显然有点意外。眼前这个人与他所想象的区别太大，从这个人说的情况中应得出的结论和他先前的认定不同。他静静地听我说完，考虑了一会说，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

按常规，法院来对案后一个月左右会解决问题，可我这一等又是半年多。

前不久法院又来了人，这次来的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中级法院来对案，那说明最高的刑期只有二十年。看来上次的自我辩护起了点作用，案子从高法降到了中法，我的问题快解决了，并且量刑最高也只有二十年，这和曾经准备的杀头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高兴之余心里也有点怨，为这一天的到来，等的时间太长、太久、付出的代价也太大、太沉了。

如果九年前就知道等待我的是这个命运，如果知道这九年会是这样一个不堪回首的经历，我很可能会等不到这个时刻的到来。但现在太过沉重的沧桑已给九年前的那个一脸稚气的中学生的心灵裹上了一层厚厚的茧壳，忍受力和耐受力已不能同日而语。我既然能走到现在，我就能走到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将来。

1976年7月1号下午，顶着夏日的骄阳，我正在制作炉碴砖，满脸的灰尘，一身的臭汗。负责管外劳的看守很高兴地来叫我，说法院来解决我的问题了，要我赶紧把脸洗一下。

我是看见市中级法院的一辆上海牌的轿车开进来（法院的几辆车及车牌号早已烂熟于心），心里还在想又是要提哪一个要犯，坐轿车来的肯定是院长一级的头头，院长亲自出面的案子不会小，没想到竟然是奔我来的。

这一刻终于等到了。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呼吸，把已作好的准备在心里又过了一遍。

走进宣判室时，里面已坐有三个人，中间的一个四十来岁，身体已有点发福，后来听说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在核实了我的身份后，这副院长开始庄严地宣读判决书：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市法（7）刑初字第117号

公诉机关：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公安局

被告人：李乾，男，二十七岁，宜昌市人，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原红旗中学学生。家住汉口民生路148号。现在押。

……

上列被告因开枪杀人一案，业经本院审理终结，现查明：

被告李乾等人在一九六七年期间，因观点分歧多次与武汉市二十二中学生孔威、傅强等人发生过冲突。同年十二月五日，被告耿祺华为庆祝红旗中学成立“革委会”（未批）举行文艺晚会时，指定被告李乾负责保卫工作。晚会期间，被告祁援朝等人先后四次到红旗中学向被告李乾等人谎报“傅强，庄洪运等三、四十个小流氓在二十二中集结，带有手榴弹等凶器，准备冲击你们的晚会。”被告即找被告耿祺华（校“革委会”主任），宁汉文（校“革委会”副主任）研究，决定到二十二中把傅强等人抓起来。接着又由被告何儒非（校“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持召开有李乾、宁汉文、方兴国等二十余人参加研究抓人的行动会议。会议快结束时，祁援朝又报告说：“流氓已经走了。”被告李乾等人又继续开会，策划去孔威、傅强家将孔、傅二人打死。此时柳英发（当时群众组织中负责人之一，校“革委会”委员）进入会场，提出“打断条腿子，打死不好”。当即遭到被告方兴国等人的极力反对。被告李乾、何儒非、柳英发等人均同意将孔、傅打死，被告符军在会上介绍说：“孔威、傅强是他们的左右手。”并表示：“你们打死，我负责抛材料。”李乾综合了与会者的意见，决定打死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等四人。散会后被告李乾、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符军、方兴国等人留下继续开会，商议具体行动计划，决定由符军带路。被告宁汉文在会上讲：“行动要果断、迅速，要注意安全。”会后宁汉文为方兴国借得手枪一支。当晚十二时许，被告李乾带领红旗中学、二十二中的方兴国、冯栋、俞国新等五十余人，携带手枪五支及匕首、棍棒等凶器。由被告符军和胡××带路，包围了孔威的家，被告方兴国踢开大门首先开枪。被告李乾、俞国新、冯栋亦先后开枪。撤出现场后，被告李乾听说孔威未死，又返回现场朝孔威补枪三发。致使孔威中弹十一发死亡；孔母祁香中弹四发，现已残废；其姐孔小冬中弹三发，致使残废。被告李乾等人打死孔威后，又包围了傅强的家。进屋后，李乾向睡在床上的傅强连开数枪，致傅死亡。打死孔、傅后，被告耿祺华于同年十二月六日中午主持召开了所谓校革委会全体成员会议。听取了李乾打死孔、傅的汇报。被告耿祺华、何儒非、柳英发等人对李乾进行纵容包庇，支持李乾畏罪潜逃。

综上所述，被告李乾等人目无国法，有组织，有计划地开枪打死二人，打伤二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特依法分别判决如下：

被告李乾是枪杀孔威、傅强的组织、指挥者，又是主要凶手，情节恶劣，罪行严重。依法判处被告人李乾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止）。

被告方兴国积极参与策划杀人的会议，极力煽动枪杀孔、傅，是枪杀孔威的凶手之一。依法判处被子告人方兴国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起至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止）。

被告符军多次制造被害人是“流氓”的舆论，参与策划会议，积极主张打死孔、傅，并表示“负责抛材料”，作案时还积极带路。依法判处被告人符军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八O年六月三十日止）。

被告宁汉文身为教师，参与策划杀人会议，为被告李乾等人出谋献策，并给被告方兴国借得手枪一支。破案后能坦白交待问题。依法从轻对被告人宁汉文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耿祺华身国家干部，竟违法乱纪，支持被告李乾等抓人，事后又主持召开会议纵容李乾逃往湖南。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耿祺华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祁援朝，多次谎报所谓流氓集结情况，参与枪杀孔、傅的犯罪活动。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祁援朝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冯栋参加枪杀孔、傅的犯罪活动，在枪杀孔威时开枪六发。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冯栋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俞国新参加枪杀孔、傅的犯罪活动，在枪杀孔威时开枪三发。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俞国新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何儒非主持召开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何儒非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人柳英发参加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柳英发免予刑事处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理由，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面无任何表情地站在那里听他一字一句地把判决书念完，心里却在倒海翻江。这判决一开头就强行把我们定为派性杀人，有什么证据说明我们是派性杀人？是派性杀人我们怎么也不会杀到孔威、傅强的头上去，在实验中学比孔威、傅强有更充足的理由成为派性杀人对象的人多的是，我们怎么没对他们动一个指头？连把我们的战友打得两下病危通知书的凶手我们都能善待，有这样的派性杀人？百万雄师中的某些人才是地地道道的派性杀人。1967年6月4号仅在工造总司一处至少有8人被他们残忍地杀害，有的是被长矛捅死，有的是被铁棍砸死，血流遍地，其状惨不忍睹，还有更多的人受伤。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看到当时住在附近与造反派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过去玩的朱庆芳小姊妹俩时，似乎残杀鲜花一样的少女更能满足他们暴虐的心理，面对这群一脸杀气的壮汉，俩姊妹吓得直哭，连忙说明自己的身份、哀求不要伤害她们。这一切努力在这伙人面前没有任何作用，他们手持长矛一拥而上，妹妹朱庆芳（八中学生）被当场杀死，姐姐当时重伤连肠子都被拉出来。第二天中午我赶过去看他们的杀人现场时，百万雄师的封锁线刚刚撤去，我看到为了洗刷掉杀人的痕迹，整栋楼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虽然经过一天精心冲洗再加上一层厚厚的石灰粉，但仍然掩盖不住浓浓的令人窒息的血腥味。屠杀现场大面积血迹看不到了，斑斑点点的血痕仍然四处可见。听旁边人说：作孽呀，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喊他们叔叔，求他们，他们硬是杀得下手，有的家伙还专门往**、阴部戳。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杀人犯，他们的手段不残忍？他们的罪行不严重？怎么什么事都没有？怎么没有一个人被判刑？如果不是两天后中央给武汉军区来电，指出在武汉发生的武斗是极不正常的，要百万雄师立即停止对一些单位的围剿，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无辜的百姓要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在他们面前社会秩序就不要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就不要保障？法律对他们怎么就成了一纸空文？怎么独独对我们这几个一心要跟**走的学生痛下狠手？我心里清楚这只有一种可能：组织指挥百万雄师围剿杀害造反派和审判我的是同一个利益集团，怎么能期待法律的一视同仁呢？对这样的判决，我有什么好说的？抱定主意不开口。

“李乾，听清没有？”这位副院长念完后，稍稍歇了一会儿就开口问我。

沉默。

“没听清楚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问。”见我不说话，他再次开口。

沉默。

“听了这判决你有什么想法？”也许他认为我是已听清了，所以才不愿意回答听没听清的问题，就接着往下问。

沉默。

“那好，你先坐下来想想再说。”大概他以为二十年的刑期把我打懵了，一下子缓不过神来。

我仍旧一脸的冷漠，毫无表情地坐到了板凳上。

“李乾，想好了没有？”几分钟后他又开始了问话。

沉默。

“想好了你说说对这判决有什么想法。”

我发现他头上在冒汗，但我依然是沉默。

“没意见没想法你就说没意见没想法。”他开始急于完成这件差事。

沉默，还是沉默，我静静地望着他。

“李乾，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说话？”他有点沉不住气了。

还是沉默，令他难以忍受的沉默。

“你是不是要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声色俱厉。

伴随一双木然眼睛的依然是沉默。

“李乾，你跟我们玩什么花招？老实点！”他啪的一下把桌子拍得发颤，我实在有点担心他那只手。旁边的两位也开始大大咧咧地骂起来，他们已经失态了。

沉默，我脸上只有两个字：沉默。

“你不要以为你还是革命小将，造反派头头，你现在是罪犯，你想跟我们斗？太自不量力，对付你有的是办法。”这么快威胁的语言就出来了，看来他们的水平还真是不敢恭维。

他们的高声叫喊和拍桌打椅，让宣判室内热闹异常，所长和几个看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赶过来看。

“李乾，你平时表现蛮不错的，怎么一下子这样了呢？有么想法你就说沙。”所长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就劝我。他可能非常意外：平日里本本份份、从不惹事生非、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且一定会干好的人，今天怎么这样犟？

“李乾，你一直跟我们蛮配合的，今天怎么了？你这样要吃亏的。”有的看守话里有话。

我还是无动于衷。

这一刻我苦苦等了整整九年，就等来这样一个结果。这九年里我什么样的罪没受过？什么样的苦没吃过？除死无大病，讨米再不穷，你们还能把我怎能样？突然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就是不开口，就是要看一看你们气急败坏时怎样表演。

这九年来，除了想在我身上挖一点莫须有的、能够陷人入罪的材料时才来敲打一下外，对我是不闻不问，像一个弃物被锁在这阴暗的牢房里，任凭他发霉生锈，甚至毁灭。这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这是一颗渴望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的灵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被搁置了九年之后，终于等到一个自被抓以来对他很不利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一纸判决下来了。

在这纸判决下来之前，理不理我由你们说了算，但是在这纸判决下来的时候理不理你们却是由我说了算。我反正豁出去了，九年的炼狱，换这一刻的快意，不过份；或者说用这一刻的快意去换后面可能的惩罚，我认。所长和几个很熟悉的看守见劝了半天没有效果，就去忙他们自己的事去了。平日里从所长到看守对我的印象都不错，虽然他们的职业让他们变脸只是小事一桩，但我不说话并没有违犯哪一条哪一款，整我总得要有个起码的理由，在没有一个明显的理由时，他们跟我过不去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如果他们平日对我的印象很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长等人的离开，让副院长这一行人心里更不舒服。本指望看守所会配合他们来对我施加压力，谁知这几个人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两句就走了。这位副院长怒气冲冲地从那写字台后走到我跟前，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究竟想干什么？向我们挑衅？我告诉你，谁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挑衅只会粉身碎骨！”

这些话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新意，等待他的还是沉默。

“你给我站起来！”他看我很悠闲很舒服地坐着，而他自己汗流浃背地站在那里，一下子气不打一处来。

站起来就站起来，我就是不开口，看你怎么着？我在心里说。他旁边的俩人一个是书记员，另一个是司机兼随员。他们大概原以为一个在牢里关了九年的家伙肯定巴心巴肝想到劳改队去，会对宣判求之不得，甚至会感激涕零。压根都没想到会遇上这样一个软硬不吃、一言不发的闷砣子。除了谩骂、威胁，一时间竟无计可施。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三人时而你唱红脸我唱白脸的轮番轰炸，时而凑在一起小声商量对策，时而看看戴在手腕上的表，一个个大汗淋漓，愤怒难耐，暴跳如雷的样子，想起这样一句话：热锅上的黔驴。

“□所长，你来一下。”这副院长在和他的两个随行商量之后突然高声向门外喊，这半个小时已让他忍无可忍。

有什么新招我等着。我心里一边想一边冷漠地看着他。

“□院长，有么事？”所长连忙过来问他。

“把这个家伙给我戴上脚镣手铐，看他能硬到哪一天？不信他的嘴巴比那铁家伙硬！”这位副院长又一次指着我的鼻子说。

最后的武器搬出来了，要用暴力来对付我的沉默。也只有这样他才下得了台，他总不能这样灰溜溜地走吧？那样也太有损院长大人的形象了。

所长一时有点犹豫，副院长的级别比他不知要高几级，他不可能不听这位副院长的指示。但为这事上刑具他好像又觉得有点不妥，但总要让这副院长下台呀。到底是一线的工作人员，情急之中所长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向这副院长耳语了一下，这副院长马上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出来，他让自己平静了一下，回到了书记台的后面。开口前，脸上恢复了一点自信和威严：

“你上不上诉？”他跳开了前面所有的话题。

“上。”我说。

所长的这一招实在是高，我不可能不开口。其实心里面我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在等一个恰当的机会开口，所长的这一招让双方都有了台阶下。我开了口，这位副院长就是胜利者。

“那你在这里签字。”他连忙说。

“不忙，我还有话说。”刚才我不说话，拼命逼我说，现在我只说了一个字就想这样了结，怎么可能？

“你还有话说？”这副院长似乎有点意外。

“有。”

“那你说吧。”

“应该把方兴国、符军也放出去，他俩的责任由我来承担、刑期加在我身上。”

一屋子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那位副院长后面说的话我已经听不见了。

在专门关押上诉囚犯的号子里，想起宣判时的一幕自己也有点奇怪，关了九年我怎么就改不了？还是那样冲动，想到哪是哪，这宣判对我来说就像即兴游戏了一回似的。几年后在电视上看到了审判“四人帮”的画面，很惊讶那位大人物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表现竟然和我几年前在宣判时的态度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大人物从始至终都得到了和颜悦色的对待，尽管法官的语气里后来带有明显的极力克制的愤怒；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铁窗的一隅，如果不是所长的高招化解了僵局，就要镣铐加身。俞国新算什么免予刑事处分？他已关了九年，他那点事判得了九年吗？冯栋罚早已抵罪，何况还在牢里染一身重病，差点没命。应该承认，这份判决他们还是有所顾忌的，还不是一网打尽，毕竟我希望保护下来的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和柳英发还是免予了刑事处分。这恐怕不是他们不想，是他们不能。要上诉是我早就想好了的，你怎么判我都要上诉，我不能认同在对百万雄师的杀人凶手完全不追究的情况下对我的判罪，我不能认同在对老红卫兵杀死不同观点的学生（武汉二中的钢二司学生王武军被老红兵活活打死，凶手就没有一点事）完全不追究的情况下对我的判刑。今天这个结果并不出我的意外，刚进来不久我就想到过这种可能性，并且有杀头的准备。我必须面对这现实，但并不意味着我就认同这现实，我上诉是要表明我对这法律不公的不满。但我苦苦等了九年、熬了九年，我不会再继续等、继续熬下去，我的等和熬改变不了这眼前的一切。

上诉期限是十天。到第六天时，这样一份撤回上诉的文书交给了看守所，

请他们转交法院。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几天的考虑，觉得在过去多次的提讯和写的材料中，我对我们这件事的看法、态度和认识已比较充分地谈出来了。再在我的档案袋中增加一份重复的东西以表示我对党、对革命和对我自己的负责看来是多余的了。而个人责任的大小和刑期的长短又是我根本不予考虑的。

李乾1976.8.6

其实这份撤回上诉的文书在进上诉号子的当天，也就是七月三十一号晚上就写好了，到上诉的时间过半时才交上去，我不能头天说上诉，第二天就撤回。

八月二号，我给家里写了判刑后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请您们不要难过，也不必难过。

尽管您们的儿子在关押长达九年后又被判刑二十年，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这伟大、正义的事业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打垮了党内外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一步步缩小了资产阶级赖以安身立命的地盘，正在胜利地前进。对此，我们只应该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把一切个人的哪怕是最不愉快的事情统统放在一边。

您们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过火举动比起那些只能得到一点自私而可怜的所谓“安乐”和“幸福”的惨淡经营来，要高出千百倍，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一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信仰不真诚的人，0年的刑期可能会使他马上把革命理想放一边。而您们的儿子却能把遗书在衣袋里放了几个月仍神情自若地谈到**的最后胜利。7月1号宣判完后，宣判员问我有什么话说。我说到：“应该把方兴国、符军也放出去，他们的责任由我来承担，刑期加在我身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我现在处境的好坏和将来结果如何，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个人可以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但是，在**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将取得最后胜利和资产阶级必然会彻底消灭，难道是可以改变的吗？

列宁说“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我的举动，实质上就是这种“本能”和“表现”，尽管表现得有些原始和粗野。由于要革命而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犯的“错误”，也比那不革命甚至**革命的“正确”要高出千百倍。他们的正确，只会使社会停滞、僵化、倒退，而我的错误却是一心一意要革命的青年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难以避免的少数幼稚表现。我能够认识自己，并从中吸取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而以后把工作做得更好。谁要革命，谁就不能担保自己不犯错误。而革命正是使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永远朝气蓬勃的根本保证。

亲爱的爸爸、妈妈，请放心好了。如果说您们的儿子对一些并非很重要的问题的看法上都不是随便形成的，而在形成之后不是能轻易改变的话，那么，建立在阶级意识和阶级本能的基础上的，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认识、斗争实践的培养和巩固的世界观和信仰，是任凭再大的风浪也不可能使之动摇半分的。另外，您们为了我在我身上也看到您们所具有的那种勤劳、正直、富于牺牲精神和嫉恶如仇的品质而付出的心血也不会白费，并且我将把它作为最珍贵的礼物永远留在身上。

最后，请您们转告姐姐和姐夫：要他们让那两个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小外甥，从小就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和启发，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培养两名无畏的新兵而尽到自己的努力。

时间还长，再一次请爸爸、妈妈不要难过，达观一些，保重，保重，再保重。

您们的儿子李乾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