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青涩光阴

你可否记得，曾经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若是有意无意想起时，又作何感想？

1998年，杨绛发表《“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文，用轻快的口吻讲述了中学时代令她记忆犹新的一件尴尬又有趣的事。

大约是1926年，正是杨绛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暑假期间，学校的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会邀请名人前来讲学。

一次，章太炎先生要来讲学，王佩诤先生事先叮嘱杨绛，让她做记录。杨绛以为的“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此简单的任务，杨绛便答应下来。

因为大姐也要去听讲，所以姐妹俩相约一起去。出门前，大姐又换衣服又换鞋，好半天才收拾妥当，杨绛无奈，也只好在一旁默默等着。匆忙赶到礼堂时，章太炎先生已经开讲。偌大的苏州青年大会礼堂，此时挤满了前来听讲的人，不但空座难寻，甚至座位间的空隙都有人摆好了小板凳。没办法，杨绛和大姐不得不往里挤，正当她准备挤过去的时候，会场的工作人员却叫她过去，说是记录人员的座位在台上，让她上去。

突然听到要上台，杨绛往台上瞅了瞅，章太炎先生正津津有味地谈着他的掌故，他左侧有三个座位，一位是王佩诤先生，一位是国文老师马先生，一位是两位老师的老师金松岑先生，三个人已经开始动笔做记录。他右侧有两个座位，靠里的座位上是一位女士，她是金松岑先生的亲戚，是一位教师，可谓才貌双全。靠右边的座位空着，她明白过来，自己便是要坐在那里。

原来要上台做记录，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而且台下乌压压全是人，心里不免有些紧张，甚至有些胆怯，何况她还迟到了，又有些羞愧。不过她答应教务长在先，没有理由失信于他，做了一番思想斗争后，她慢慢朝台上走去。

台上的人和台下的人不约而同地看着杨绛，章太炎先生看了一眼她，又接着讲掌故。坐下后，杨绛稍微松了一口气。她定了定心，准备认真听讲。

章太炎先生大谈掌故，台上其他几位记录员笔尖不停，认真地做着记录，台下的听众安静极了，侧耳倾听，也有人时不时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如此严肃的氛围中，杨绛紧张极了，望着桌子上摆放整齐的砚台、毛笔和一沓毛边纸，她心中默默大呼糟糕，想到自己毛笔字是“出奇的拙劣”，不由得难以下笔。不单字迹不美观，拿笔的姿势也不好看，她的老师曾将她拿笔的样子比作拿扫帚。尤其是旁边的几位老师奋笔疾书，个个潇洒自如，自己与之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可她人已经坐在这里，断然不能有半点退缩，只好磨墨，提笔开始记录。

好不容易说服自己平静下来，可又惊讶地发现，她根本无法听懂章太炎先生的话。一是章太炎先生操一口杭州官话，杨绛听起来如同听天书一般；二是她稀里糊涂，压根不知道章太炎先生所讲的是何人何事，一时慌了神。

与其他几位老师的座位不同，杨绛的座位是在讲台前面，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落在听众的眼中。作为一名记录人员，自然是要动笔记录的，否则干坐着，多少有些奇怪。然而，杨绛努力想听懂章太炎先生的话，可依然不知所云。

坐在台上的她简直如坐针毡，那支毛笔被她拿起来又放下，反复好多次。她默默想着：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要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干脆放下笔认真听讲，索性什么都不要记了。

虽然十分想弄明白到底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可到底还是听不懂。挣扎许久后，杨绛只好认真地看着章太炎先生，仿佛使劲儿看着就能把他说的每句话看到心里去。她的座位距离先生最近，看得也最清楚，多年以后她写道：“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放宽了心，杨绛便细心观察起来，她看到先生的鼻子里塞了一个小小的纸卷儿，这让她想起很久前听说章太炎先生有“脑漏”病的事，不由得暗想，难道塞纸卷儿是因为这个病？转念一想，脑子能漏吗，不可能吧？或许是流鼻血呢？或许流的是脓？又或许只是鼻涕。

不多时，章太炎先生就发现了杨绛的奇怪之处，这个记录员不但一字不记，而且目不转睛盯着自己看来看去，这让他有些不舒服。随后，他时不时转过脸望向杨绛，结果每次都会迎上她天真的眼神，如此反复许多次，估计先生最后也是无可奈何，只好由她看吧。

章太炎先生谈了一个小时的掌故，杨绛则煎熬了一个小时，毫不夸张地说，是度秒如年。万分辛苦地等来了结束，从始至终，杨绛的稿纸上空空如也，没有记录一个字、一个词。工作人员收走了她的空白页，告诉她随后还有一个招待会，让她先不要走。她呆呆地站在人群之中，没人招呼她，也没人告诉她该做些什么，只得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她搞不清自己是主人还是客人，最后偷偷溜之大吉，才算摆脱了尴尬。

谁知，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了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用杨绛自己的话说，便是“我出的洋相上了报，同学都知道了”。开学后，国文班上，同学们将她出丑的事当笑谈，国文老师马先生无奈地对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

杨绛多少有些委屈，她在文章中写道：“我只好服笨。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弄虚作假的事，不做。这便是杨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与其装腔作势，不如大大方方。

多年后，杨绛不再是那个梳着麻花大辫子的小女生，不禁感慨道：“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或许，教务长虽交给她记录的任务，却并没有指望她能够真正记下些什么，不过是走个形式，只是当时年纪小，哪会想到这些。如今多少年过去了，“看”章太炎先生讲掌故这件事，仍在记忆中挥之不去。

曾经算是尴尬，如今想来，却唯有坦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