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残酷性、持久性使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随着环境发生着变化。开始的时候，在开过动员会、誓师会后，战士们的口头禅是“炸死算了，我不怕死”。但以后人们看到了更多的死法后，就开始怕死了，大家在掩埋烈士的尸体后坐在一起，议论出了十个怕死：

一、怕炸弹炸死；

二、怕割伪装草砍树枝时不小心碰撞树枝掉下来的钢珠弹或脚踢到草丛里的菠萝弹炸死，这种钢珠弹和菠萝弹相当于一个手榴弹的杀伤力；

三、怕蛇多被咬死；

四、怕蚊子大又多被叮死；

五、怕不服水土病死；

六、怕太阳毒辣被晒死；

七、怕意外事故，如汽车肇事；

八、怕受伤缺胳膊少腿痛苦死；

九、怕天空中自己射出去的落下后三四斤重的炮弹碎片掉在身上砸死；

十、怕吃不好睡不好敌机来骚扰拖累死。

所以，到了后期，许多战士吃完饭后连碗也不刷了，说不知下顿还能不能用得上。

“人到了这个时候，钱真的是没用了。”李一道默默地点着了祭品，看着熊熊的火焰幽幽地说。

“官兵都在一个山头上，炸弹铺天盖地，权、官也是空的。”柳枫折了两根树枝，一根递给杭维萍，一根自己用来拨着火。黑灰色的纸钱开始在暮色中的坟地里旋转、飞舞，有的挂在了树叶上，有的黏附在了人的身上。

杭维萍把柔韧的树枝握了个对弯又放开，望着渐渐落下去的夕阳剩下的那一点红晕。

终于有一天，上级发布了快要回国的命令，大家的心态很快变化过来了。我们的部队驻守在安沛省的火车站的山顶上，是空袭的重点目标。旅部下发了上百件试制的防弹背心，是用塑料薄板一块一块压制的，主要是防钢珠弹和菠萝弹对人胸部的杀伤。开始，大家都不愿穿，怕人们说自己怕死。接到了快回国的命令后，战士们一上炮位就悄悄穿上了，心里想的是熬到最后了，死了不值当的。再就是准备纪念品，好回国后在亲朋好友面前吹吹牛，我们把打下来的飞机的残骸铝片熔化，做个沙模浇注铝水成型，有的浇注成F-104、F-105飞机，美制左轮手枪，或浇注成梳子、和平鸽等，我的战友铜锁在家里不仅放过羊，还学过焊水桶修理过白铁壶，我们俩合伙捡了不少炮弹皮，做了两个箱子。有一天晚上，我站岗时，捡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半个钢珠弹壳，在所有的美国炸弹中，钢珠弹是最漂亮的，又光滑，又细腻。我把里面的泥土倒净，把一块小飞机铝片熔化倒在里面，在一块石头上磨平，发挥了我小时候爱在泥土和课桌上刻字练出来的功夫，用军用匕首刻上了我的名字，造成了一枚炸弹印章，每次领津贴时都用它盖上我的名字，又漂亮，又威风，引起了许多战友的羡慕。可就是它引发了一场悲剧。铜锁看到我的特殊印章后，到处去找钢珠弹，可惜那一段时间美国佬撒得很少，最后他终于在一丛剑麻底下找到了两颗，上面虽然沾满了泥土，但一擦还是锃亮。他就叫了一个战士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用锉刀想把它分解开来，不料引爆，两人当场死亡。这一重大事故使从团、营、连、排的干部都受到了不同的行政处分，铜锁立的功也被抹掉，还不能算烈士，家属连抚恤金也领不到。那天晚上，我守在他血肉模糊的尸体旁哭了半天，下葬的时候我把我的炮弹印章再次磨平，改成了他的名字，埋在了棺材里。

回国了，我们在灯火通明、锣鼓喧天的友谊桥上受到手持鲜花的队伍的欢迎，但也看到国境线上的警戒加强了，荷枪实弹的哨兵在界河一侧巡逻，根据别的部队战友说，国内闹文革，发生了武斗，许多红卫兵为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带着武器也要来到越南打美国佬。

我们乘汽车、坐火车，一路欢畅地回到了老营地，部队开始了战评活动，层层进行总结表彰。不久。我们旅的总结出来了，参战人员共计8000多人，阵亡98人，其中干部19人、战士79人，伤78人，战车、火炮损失1辆。击落敌机19架，击伤87架，俘虏美国飞行员41人，缴获飞机上有科研价值的零部件或自动控制仪表、导弹配件等00多件，战绩卓著，受到了中央军委的表彰，我们的旅长也升任了江西军区副司令员。在众多受表彰的人员中，在烈士中，都没有我最亲密的战友谢铜锁，谁也不再提他，好像我们的队伍里压根没这个人一样。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久，大规模的复员转业开始了，我被安排在一个省城的战备机械厂。我没回老家，也没忙着去报到，而是背着一个炮弹皮箱子来到了陕西北部的铜锁的老家。走了0里的黄土路，在几个懒洋洋的知识青年的指引下，在一个破旧的窑洞前见到了谢铜锁的婆姨和两个孩子。男孩有七八岁了，女孩也就岁多，长得真可爱，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头发卷曲着，像个大洋娃娃。田素素，也就是我的大嫂，谢铜锁的妻子，她大概什么都知道了。岁月的沧桑，封闭的生活，穷苦的磨炼，使她显得很麻木。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接过箱子，用一个缺了口的黑碗给我从缸里舀了半碗水，我一口气喝完什么也说不出，最后给她行了一个军礼说，大嫂，谢大哥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亲人，更是我的救命恩人，今后，我有一碗饭吃，分给你和孩子半碗。我上班后，每月把工资的一半给你寄来。当我知道她不会写字时，就到附近供销社里买了一大摞明信片，写好我的地址，又找了一块黄杨木刻了一个印章，说只要她收到钱后，盖上印章，贴上邮票往外寄就行了。我要是换了工作单位，就给她寄同样的明信片和邮票来。她感激地点了点头，从下边的土炕底下拿出了一个小口袋，挖了几勺面粉，做了一锅辣香的臊子面，吃得我和两个孩子满头大汗。我把转业费留给了她们一半，把几袋上海大白兔奶糖给了孩子就返回了。田素素送我的时候说，多亏她捡了一个孩子，虎头的媳妇不用发愁了，也对得起铜锁了。说着的时候，她咧开嘴笑了，那两排黄铜色的板牙挺好看的。

日记结束了，文字不多，只占了本子的二十多页，后面夹着一大堆汇款单的存根，从上世纪到如今。三个人传看着，有18元的，大家知道那是他在省城机械厂当二级工时每月6元工资的一半；有元的，那是他升了三级工每月工资44元的一半；后来有100的、00元的、50元的，那是省城机械厂效益最好的时候的了；再往后就是从嘉谷机械厂汇出的了，有60元的、150元的、80元的、40元的，还有0元、0元的，这些数字见证了企业的兴衰。最后一次是隔了两个月的15元，这大概不是工资了，是老大哥卖苦力打工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

三人拿着这些有的是发黄的、有的还是簇新的纸片，呆呆地看着，默默无言。祭品已烧成了纸灰，阵阵发冷的夜风吹来，灰色的纸片残骸越来越多，在墓地的上空旋转、飞舞，落在了他们的头上和衣服上。

李一道长叹一声：“这才是真正的手足情，战友亲啊。”可是这些年一直为此误会的路增大嫂，会理解吗？

日记本不厚啊，但分明又是沉甸甸的。

还有一张照片。

是一张上世纪的黑白照，窑洞前，一个黄板牙的妇女拉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男孩虎头虎脑，女孩洋气秀丽。

夜风已冷，照片渐渐模糊起来。

逝者如斯，什么是永恒的？

在嘉谷县城，在土龙河路增的坟前，各有前程的三个人聚在一起，灵魂同时经受了一次洗礼。

杭维萍精巧的爱立信手机像小鸟似的欢唱起来。她停止了哭泣，拿起来听了没两句就严厉地说：“刘华仑，我警告你，以后少拿这些事来烦我。我也不当你们那个什么公司的总经理了！”说完，狠狠地按下了手机的关闭键。

那个曾与他们并肩的人，不在了，但又会永远同在。

柳枫和李一道并排坐在一起，他那湖蓝色的眼睛里闪着泪花，若有所思地点燃了一根烟。杭维萍临风而立，衣裾飘飘。

在下弦月昏黄的光芒中，河水缓缓东去。

日子还在继续，但明天将不再相同。（未完待续）